办，而又有人说，应当那样办，而他呢，同样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

    现在，令他感到惊奇的是，在所有这一切问题上他不再是犹豫不决和焦急不安了。现在在他心中出现了一个审判官，按照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某些法则决定，哪些事情应当做和哪些事情不应当做。

    他对金钱问题仍然像以前一样漫不经心，但是他现在明显地知道什么事情是应当做的和什么事情是不应当去做的。这个新审判官为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对付一个被俘虏来的法军上校向他提出的请求：这位上校在皮埃尔那里讲述了他的许多功绩，末了，他差不多是正式向皮埃尔提出请求，向他要四千块法郎，寄给他的老婆和孩子。皮埃尔没有费丝毫力气，也并不紧张，一口就回绝了他，事情一过，他自己也感到惊奇，这种事要是在过去好像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一道难题，却原来又是那么简单，那么轻而易举。在拒绝了那位上校的要求的同时，他又打定主意在离开奥廖尔时，必须使用点计巧，以便要那个意大利军官能收下他一些钱，看来，他显然是需要钱用的。皮埃尔在处理他妻子的债务和是否要修复在莫斯科的住宅和别墅的问题上，再一次证明了他对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确实有了主见。

    他的总管来到奥廖尔见他，于是皮埃尔和他一道对已经变化了的收入作了大致的计算。按照总管的估计，在莫斯科大火灾中皮埃尔损失了大约二万卢布。

    这位总管为受这些损失，对皮埃尔加以安慰，他向皮埃尔算了一下账，他说，尽管遭受了这些损失，如果他拒绝偿还公爵女儿欠下的债务，他本来就没有偿还这些债务的义务；如果他不去修复在莫斯科的住宅和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这些建筑物除了每年要耗费八万卢布的巨额支出外，什么收益也得不到，这样，他的收入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有所增加。

    “是的，是的，这是真的，”皮埃尔高兴地笑着说，“是的，是的，这一切我都不需要了，我因为破了产还变成一个大富豪了。”

    但是，在一月份萨韦利伊奇从莫斯科来到这里，他讲述了莫斯科的情况，还讲述了建筑师为修复莫斯科的住宅和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所做的预算，他在讲述这些事情时就好像是在讲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似的。在此期间，皮埃尔收到了瓦西里公爵和其他一些熟人从彼得堡的来信。在这些信中都提到了他妻子所欠下的债务。于是皮埃尔决定：总管提出来的，令他如此高兴的计划是不正确的，他必须亲自去彼得堡处理好妻子的一切后事；必须去莫斯科修缮好房屋。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知道，但他毫不含糊地知道，应该这样去做。由于他的这一决定，使他的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三。但是应该这样去做；他感觉到了这一点。

    维拉尔斯基要到莫斯科去，于是他们商定一同前往。

    皮埃尔在奥廖尔的整个康复期间，亲身体会到自由和生活的乐趣；然而，当他在旅行途中置身于自由天地时，看见了数以百计的陌生人的面孔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在整个旅途中间，他感受到就像小学生在放假期间的那种高兴。所有的人：赶马车的车夫、驿站看守人、大路上的或村子里的农民——所有这些人在他的这些话只能使皮埃尔更加高兴。维拉尔斯基的眼中都具有一种新的意义。维拉尔斯基一路上不停地抱怨俄国比欧洲穷，比欧洲落后，还要加上愚昧无知，维拉尔斯基的眼里所看见的是死气沉沉的地方，而皮埃尔却在漫天大雪中，在这一望无垠的大地上看见了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支持着这个完整的、独特的、统一的民族的生命。他并不去反驳维拉尔斯基，好像同意他所说的话似的（这种违心的同意是为了避免发生无谓的争论的一种最简便的方法），他面露出一种快乐的微笑，倾听着他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