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知法治为何物，只要孔鲋逃国不逃乡，终归是大秦臣民，任他去了。”对于孔府修筑石夹壁墙藏书，而未向郡县官署上缴任何典籍的消息，嬴政皇帝也淡淡笑道：“还是那句话，只要孔鲋仍在故里，任他去了。”胡毋敬大觉疑惑，思忖良久，终归恍然，一拱手道：“自此之后，焚书令与孔里之事，老臣不再奏闯陛下，尽知如何处置了。”嬴政皇帝破例一笑，没有说话。

    胡毋敬明白者何？盖当初李斯将惊蛰大朝之议，以奏章形式正式呈报后，嬴政皇帝的朱批是：“制日：可。”当初，帝国群臣正在愤激之时，谁也没有仔细体察其中况味。胡毋敬则总觉焚书令雷声大雨点小，心下多有疑惑然也未曾深思，今日皇帝对孔府藏书如此淡漠，实则默认了孔府藏书之事实，胡毋敬认真追思，方才恍然明白：皇帝一开始便对焚书采取了松弛势态，“制日”的批示形式，已经蕴含了这种有可能的缓和。

    帝国创制时，典章明白规定：命为“制”，令为“诏”。命的本意，是诸侯会盟约定的条文或说辞；令的本意，则是必须执行的法令。由此出发，“制”与“诏”作为皇帝批文的两种形式，其间也有区别：制，相对缓和而有弹性，其实质含义是“可以这样做”；诏，则是明确清楚的命令，其实质含义是“必须这样做”。到嬴政皇帝时期，秦政已经非常成熟，在百余年中所锤炼出的极其丰厚的大政底蕴，对繁剧国事的处置之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天下大事如此之多，君王未必总是以命令方式行事，其间必然有许许多多需要谨慎把握的程度区别。所谓“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君王言论如丝般细小，传之天下则会剧烈扩大——说的便是君王政令的谨慎性。唯其如此，帝国创制之时，特意将皇帝的批示形式分作了两种：“制”为松缓性批示，实施官员有酌情办理之弹性；“诏”为强制性批示，实施官员必须照办。事实上，这是中国古代最高文告形式的独特创新。《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云：“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说的正是这种君王文告的创制。嬴政皇帝对李斯的焚书奏章以“制日”批示——可以这样做，而不是以“诏日”批示——必须这样做。

    其间分野，自有一番苦心。

    然则，卢生侯生逃亡，进而儒案爆发，嬴政皇帝变了。

    变之根由，在于由此而引发的两件事：一则，涉案儒生多有举发，言文通君孔鲋主事学宫期间，与六国老世族多有勾连，多次参与六国世族公子宴会论学，曾邀诸多儒生与宴，席间每每大谈诸侯制；二则，薛郡急报，孔府故里多日异常，似有举族逃乡之象。对于儒生举发，嬴政皇帝虽则不悦，却也没有如何看重，只淡淡一句道：“其时尚未有惊蛰大朝，此等书生议论，说便说了。”然自薛郡急报之后，嬴政皇帝却显然有些愤怒了——这孔鲋还能当真没有了法度？擅自逃国，对朕一句话没有！

    如今又要擅自逃乡，不做大秦臣民了？纵然如此，嬴政皇帝也还是没有大动干戈，只吩咐御史大夫冯劫派出干员到薛郡督导查勘，并未生出缉拿孔鲋之意。然则未过多日，冯劫派出的御史丞发来快马密报：两名乔装成商旅的人物进入了孔府，其中一人是逃亡的卢生。

    “目无法度，莫此为甚！”

    嬴政皇帝顿时大怒，手中的铜管大笔砸得铜案当当响，立即下令冯劫率两千马队赶赴薛郡围定孔里，不使孔门一人走脱！冯劫走后，嬴政皇帝兀自愤怒不已，连连大骂：“孔儒无法！无道！无义！勾连复辟，大伪君子！枉为天下显学！”吓得远远侍立的赵高大气也不敢出。骂得一阵，嬴政皇帝大喝一声，“小高于！去孔里！”

    赵高风一般卷出。片刻之后，嬴政皇帝登上了赵高亲自驾驭的六马高车，在一支三百人马队护卫下风驰电掣飞出了咸阳。

    次日暮色，皇帝车马抵达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