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大起波澜，孔子故里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之中。

    自孔子离世，儒家的政治主张一直未能得以伸展。孟子之后，这个学派似乎已经筋疲力尽，奔走仕途矢志复辟的精神大大衰减，渐渐地专务于治学授徒了。不期然，这种无奈的收敛，却使儒家意外地发展为天下最为蓬勃的学派，各郡皆有儒家名士之私学，堪称弟子遍布天下。与此同时，孔氏一门稳定传承繁衍颇盛，至秦一天下，孔门已经传到了第九代。这一传承的嫡系脉络是：孑乙子、孔鲤（伯鱼）、孔伋（子思）、孔白（子上）、孔求（子家）、孔箕（子京）、孔穿（子高）、子慎、孑乙鲋（子舆）。

    九代之中，除第八代子慎做过几年末期魏国的丞相，其余尽皆治学。

    秦一天下之后，帝国一力推行新政创制，大肆搜求各方人才。举凡六国旧官吏之清廉能事者，尽皆留用；举凡天下学派名士，各郡县官署都奉命着力搜求，而后直接送人咸阳博士学宫。在此大势之下，嬴政皇帝与帝国重臣们在开始时期的见识是一致的：四海归一，当以兴盛太平文明为主旨，尽可能少地以政见取人。也就是说，搜求人才不再如同战国大争之世那般以治国理念为最重要标准，允许将不同治国理念的学派一起纳入帝国海洋。当然，这里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尺：必须拥戴帝国新政。基于此等转变，嬴政皇帝与李斯等一班重臣会商，决意以对待儒家为楷模，向天下彰显帝国新政的纳才之道。

    举凡天下皆知，秦儒疏离，秦儒相轻，其来有自也。孔子西行不入秦，后来的儒家名士也极少入秦，即或是游历列国，儒家之士也极少涉足秦国。其间根源虽然很难归结为单一原因，然儒家蔑视秦人秦风，认秦为愚昧夷狄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在秦孝公之前，秦人对儒家的这种蔑视是无奈的。而自孝公商鞅变法崛起，秦国自觉地搜求经世人才，对主张复辟与仁政的儒家，是打心眼里蔑视的。战国百余年，山东士子大量流入秦国，儒家之士依然寥寥无几。不能不说，这种其来有自的相互蔑视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而秦帝国一旦能敬儒而用，则无疑是海纳百川的最好证明。嬴政皇帝曾经笑叹云：“朕愿为燕昭王筑黄金台，但愿儒家亦有郭隗之明睿也！”如此这般，这个近百年几为天下遗忘的曾经的显学流派，被嬴政皇帝的诏书隆重而显赫地推上了帝国政坛：孔鲋被皇帝任命为几比旧时诸侯的高爵——文通君，官拜少傅，统领天下文学之士。秦及其之后的两汉，所谓文学之士，是诸般治学流派的泛称；统领文学之士，便是事实上的天下学派领袖。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极具讽刺意义的一幕。秦帝国在历史上第一个将备受冷落的儒家学派推上了学派领袖的位置，这个学派却并没有投桃报李，而是旧病复发一意孤行，获罪致伤之后更是矢志复仇，以至于千秋万代地对秦政鞭尸叱骂，绝无一丝中庸之心。

    却说这个孔鲋，那日匆匆逃出咸阳，急慌慌回到了故里，立即召来胞弟子襄紧急会商。孔鲋将大朝欲将焚书的事情一说，精明干练的子襄立即有了对策——藏书为上。孔鲋秉承了儒家的书生传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对实际事物最是懵懂，但遇实事操持，都是这位精明能事不大读书的弟弟做主。是故，子襄一应，孔鲋立即瘫在了榻上放心了。后来，孔鲋投靠了陈胜反秦军，莫名其妙死于陈下之地；其时正是这子襄继承了孔门嫡系，延续了孔门血脉，后来先做了西汉的博士，又做了长沙太守。

    子襄吩咐一个女仆照应兄长，立即出来撞响了茅亭钟室里的大铜钟。钟声急促荡开，庄院外读书的弟子们纷纷从松柏林中走出，匆匆奔庄院而来。未几，百余名弟子聚齐到大庭院中。子襄站在正厅前的石阶上神色激昂地高声道：“诸位弟子们，秦皇帝要焚尽天下典籍，儒家灾劫即将来临！我等要将全数典籍藏匿起来，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