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雪的冬天，大咸阳分外地寒冷。

    宏大的帝国都城，始终笼罩着一层肃杀的宁静。没有任何政令诏书颁发，没有任何礼仪庆典举行，甚或连“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的迎冬大礼都没有了，隆冬时节躲避疾疫的也没有官府宣示了。总归是，举凡都城国人最为熟悉，甚至已经化成了程式习俗一部分的一切寻常动静都没有了，似乎整个皇城整个官府都告消失，帝国回到了远古之世一般。然则，越是静谧越是无事，国人便越是不安：秦政勤奋多事，果然如此沉寂，岂非大大地不合常理？人皆同心，疑虑也就如纷纷然雪花一般，在市井巷闾间、在酒肆商铺间、在学馆士吏间飘散开来，反复往来，渐渐地也就聚成了几种议论主流。

    一种最惊心动魄的说法是：今岁冬月，彗星出于西方，主来年大凶！另一种说法则颇见欣欣然：燕人方士卢生人海为皇帝寻求仙药，今岁归来，献给皇帝的却是一方刻着远古文字的怪石，经高人辨认，远古文字竟是一句不可思议的预言：“亡秦者胡也。”高人破解，言胡为匈奴，皇帝正是为此北上，命蒙恬北击匈奴大胜，这个咒已经破了！还有一种说法则大是忧心忡忡：始皇帝那年在，今岁又在兰池遭逢刺客，分明是山东六国老世族作祟；两次却都没有拿获刺客，当此之时，不定又要来一次逐客令，将山东人氏赶出关中哩！山东商旅聚居的尚商坊，却流传着另外一种更具眉目的说法：入冬以来，皇帝已经秘密举行了三次重臣小朝会，李斯的丞相府更是彻夜灯火，连博士学宫都在日夜忙碌，长公子扶苏也已经从北河赶回了咸阳，凡此等等迹象，来年必有大事无疑！种种消息议论纷纭流播，大咸阳的沉寂中雪藏着一种难言的骚动，惶惶不安的期待充塞在每个人的心头。

    终于，冬尽之时一道诏书传遍了朝野：开春惊蛰之日，皇帝将行大朝会。

    大咸阳虽则松了一口气，然终是其心惴惴，原因便在这春季大朝会的日子。开春朝会固然寻常，每年必有的铺排一年国事的程式而已，然诏书明定为惊蛰之日，便有些暗含的意味了。是时，《吕氏春秋》已经在天下广为传播，人们对月令时令与国事大政的种种神秘关联已经大体清楚。而在《吕氏春秋》问世之前，基于天人感应的国事运行程式，还是一种深藏于天子主城与上层官府的颇为神秘的治道学问，寻常庶民是不明所以的。《吕氏春秋》以月令时令论国事，向天下昭示了自占秘而不宣的天人治道之秘笈，使天子诸侯的基本国事动作成为大白于天下的可以预知的程式，诚一大进步也。尽管世事沧桑治道变迁，然其根基传统毕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依据《吕氏春秋》以及种种在民间积淀日久的天人学问，人们很清楚惊蛰之日的特异含义。

    蛰者，冬眠之百虫也。惊蛰者，雷声惊醒冬眠百虫也。自立春开始，惊蛰是第三个节气，大体在每年二月初的三两日，后世民谚云：“二月二，龙抬头。”说的便是惊蛰节气。《吕氏春秋·仲春纪》云：“仲春之月（二月），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无作大事，以妨农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二月之内除了传统认定的“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省囹圄，止狱讼”等等安民政令之外，是忌讳“做大事”的。就其时盛行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言，若政令违背时令，则有大害：“仲春（二月）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仲春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仲春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也正是因了这种种已知的禁忌与程式，人们虽则不安，却还是认定：惊蛰大朝不会有国政大举，更不会有大凶之政。

    然则，惊蛰之日当真炸响了一声撼动天地的惊雷，天下失色了。

    因是大朝，各官署都在先一日接到郎中令蒙毅书文知会：午时开朝，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