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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只有以八十岁一生为基数，徭役总量为一百零四个月，以三十年精壮期服完徭役，其“率计”才可能超过三个月，实现董仲舒“三十倍于古”的宏大设想。然则，一个自然经济时代的政权，设定男人每人八十岁寿命而规定徭役，现实么？可能么？只怕董仲舒自己都要脸红了。

    笼统指斥其“三十倍于古”，既夸大事实，也毫无实际意义。

    即或不与董仲舒认真计较，便以第三种方法计，在实际中也远非那么不堪重负。国家征发徭役，只要不疯狂到要自断生计，大体皆在每年农闲征发，而不可能在农忙时期征发。而那个时代的实际农闲时间，每年无论如何在三个月之上。历史的事实是，每年月余的徭役，在战国时代不足论。即或接近三个月，也不可能达到严重威胁民众生存的地步。

    秦帝国是一个大规模建设的时代，精壮男子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余或两月余，客观地说，远在社会容忍底线之中。以秦帝国刻石所言，民众在秦始皇时期是大为欢悦地迎接太平盛世的。即或我们将刻石文辞缩水理解，至少也是没有反抗心理的。其另一个基本原因，便是帝国工程的绝大多数都是利国利民的。疏通川防、开拓道路、抵御匈奴、南进闽粤、大兴水利、销毁兵器、迁徙人口填充边地等等等等。除了搬迁重建六国宫殿，秦始皇时期没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战国民众在大争之世所锤炼出的理解力，是会敏锐体察出恶政与善政区别的。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期，才因骊山陵与阿房宫的大规模建造而偏离社会建设轨迹，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质。如此大背景下，才有了陈胜吴广因“失期皆斩”面临生死抉择而不能容忍而举事反秦的社会心理动因。这与秦政的本来面目与总体状况，并非一事。以文明历史的评判意识，不当以胡亥赵高的昏聩暴虐取代帝国整个时期，更不能以此取代整个原生文明时代。

    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必须申明：举凡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或富裕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相对高；举凡历史上的不发达时代，或大贫困大萧条时代及贫穷国家，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很低或极低；直至当代，依然如此。

    秦帝国正是前一种时代，前一种国家，其税率与徭役征发“年率”虽相对较高，但却是建立在自觉地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其性质绝非对贫瘠的掠夺，而是在高度生产力水平上积聚社会财富，为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其后，秦末大动乱大复辟，将秦帝国建设成果悉数摧毁，“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此等经济大萧条社会大贫困下，西汉即或实行了“什五税一”甚或“三十税一”，达到十五分之一与三十分之一的极低税率，其穷困状况仍然惨不忍睹。汉文帝时期，贾谊的《论积贮疏》犹云：“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这一基本的历史现象，给我们的历史意识提出了一连串的尖锐问题。

    在大贫困大萧条时代的低税率低征发，与大发展大兴盛时代的高税率高征发之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评判？假如要我们选择，我们选择什么？贫困的低税率低征发，果真是“仁政”么？富有的高税率高征发，果然是“暴政”么？此等对比之法，果真有实质意义么？果真能说明问题么？果真值得作为最重要的依据去评判文明史么？两千余年来，我们一直在指控强盛秦帝国的高税率与高征发，我们一直在赞颂生产力低下时代与大贫困时代的“轻徭薄赋”，这符合历史演进的本质法则么？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