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i>

    《汉书·董仲舒传》载其法治指控秦云：

    <i>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悟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i>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教化指控云：

    <i>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i>

    董仲舒经济指控与法治指控的经不起推敲，我将在后面一并澄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将西汉“习俗恶薄”的原因，没有归结为六国贵族集团大复辟带来的社会大破坏，而全数归结为秦政，这是显然的历史偏见。这种偏见并非误解，而是蓄意为之。董仲舒的目标很明确：促使汉制“更化”，变为以“三代王制”为本体，而由儒家执意识形态之牛耳的实际制度。而如果将世道沦落之根源归结于复辟动乱，则无异于否定了儒家颂扬“王制”的正当性。所以，只能将世风败坏的罪名，整体性推于秦政了事。此等基于显然的政治意图而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实在不甚高明，也存在着太多的矛盾纰漏。是故，并没有从总体上动摇“汉承秦制”的实际国策。董仲舒生于西汉中期，距秦帝国时代不过百年上下，对复辟势力的暴力毁灭、相互背叛、杀戮劫掠、道德沦落等等恶行，及其破坏力与后遗症，应该很清楚。对最为残暴的项羽集团的大破坏，董仲舒应该更清楚。然则，董仲舒却将这种破坏整个文明结构与社会伦理的罪责，转嫁于素来注重建设而法度整肃的秦文明时代，事实上是不客观的，是经不起质疑的，其学术道德的低劣亦实在令人齿冷。此等理念的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居心，不值得后人问一句么？

    西汉之世，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遭到了总体遏制。

    然则，西汉之世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也第一次以理论化的否定形式出现了。这种理论化，既表现于相对谨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现于以私学官学中的种种个人探究为形式特征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诸如贤良文学、淮南王学派，以及贾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又有了重新复活的历史机遇，并最终酿成了西汉末期王莽复辟的实际灾难，又最终弥漫为久远的历史烟雾。

    从形式上说，西汉时代对华夏文明演进的总结与审视，对秦文明的总结与审视，是中国历史意识的第一次自觉。但是，由于具体的政治原因，由于所处时代的文明视野的限制，这次大规模的相对自觉的文明史审视，却最终产生了接近于“暴秦”说的否定性结论。这一结论，导致了中国历史意识不可思议的分裂：实际继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国，历史的脚步与历史的意识从来是坦率合一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