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两途。说辞却夸张地说成家家按人头出谷，官府以簸箕收敛充作军费。认真论之，这篇说辞几乎每句话都有浓郁的鼓噪渲染特质，与业经确证的史料有着很大出入，不能做严肃史料论之。譬如“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尉卒”，实乃着意鼓噪刻意渲染。就实而论，举事之地初期肯定有仇杀，也会有杀官，然若天下皆如此，何以解释章邯军大半年之内的秋风扫落叶之势？此外，还有一则更见恐吓夸张的说辞，亦常被人引为秦政暴虐之史料。这便是同一篇《列传》中的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的故事与说辞。其云：

    <i>武臣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i>

    显然，这是一篇活生生的虚声恐吓之辞，其对秦法秦官的执法酷烈之夸张，对民众仇恨之夸张。恐吓与劝说之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果然如此酷吏，果然如此为民所仇恨，号称“人豪”的策士，号称诛暴的反秦势力何以不杀之为民除害，反要将如此暴虐之官吏拉入自家山头，还要委以重任？更为啼笑皆非者，这个蒯通接受了范阳令委派，有了身价，转过身便是另一番说辞。蒯通对武臣说的是：范阳令欲降，只是怕武信君杀他。而范阳少年要杀范阳令，则为的是抗拒武信君自立。所以，武信君应当作速“拜范阳令”，使其献城，并赐其“朱轮华毂”即高车驷马，使其为武信君收服城池，也使“少年亦不敢杀其令”。武臣不但听了蒯通之言，还赐范阳令以侯爵印，借以吸引归附者。此等秦末“策士”卷入复辟黑潮，其节操已经大失战国策士之水准，变成了真正的摇唇鼓舌唯以一己之利害为能事的钻营者。即或大有“贤名”的张耳陈余，后来也因权力争夺大起龃龉，终究由刎颈之交变成了势不两立。凡此等等，总体说，秦末及楚汉相争期间的游说策士，胸怀天下而谋正道信念者极其罕见，实在使人提不起兴致说道他们。

    如此这般鼓噪之下，赵军在无秦军主力的河北之地势力大张。张耳陈余当即说动武臣自号为武信君（后来的项梁也自号武信君），两人则实际执掌兵马。及至周文兵败之时。张耳陈余在河北已经成势，“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此时，张耳陈余立即劝武臣称王，其说辞同样夸张荒诞：“陈王起蕲，至陈而王，未必立六国之后！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之也！且陈王听信谗言，得知消息，我等恐难脱祸灾。或陈王要立其兄弟为赵王，不然便要立赵王后裔为王。将军不能错失时机，时者，间不容息也！”武臣怦然心动了，那个奉陈胜之命监军的邵骚也心动了。于是，武臣做了赵王，陈余做了大将军，张耳做了右丞相，邵骚做了左丞相。一个复辟山头的权力框架，就此草草告成了。

    陈城的张楚朝廷接到武臣部复辟称王的消息，陈胜大为震怒，立即要杀武臣家族，还要发兵攻赵。当时的相国房君劝阻了陈胜，认为杀了武臣家族是树了新敌，不如承认其王号，借以催促武臣赵军尽快发兵西进合力灭秦。陈胜的张楚也是乱象丛生鞭长莫及，只好如此这般，将武臣家族迁入王宫厚待，还封了张耳的长子张敖一个“成都君”名号。同时派出特使，催促赵军立即西进。

    “赵军不能西进也！”

    张耳陈余终究显露了背叛陈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