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这时列文一心想着农业经营问题，但当他听到斯维亚日斯基的话的时候，他暗暗问自己：“他心里藏了些什么呢？而且为什么，为什么他对于瓜分波兰的问题会感到兴趣呢？”当斯维亚日斯基说完了的时候，列文忍不住问：“哦，那么怎样？”可是并没有下文。他有兴趣的只是“原来”是怎样怎样。但是斯维亚日斯基并没有说明，而且认为不必要说明，这为什么引起他的兴趣。

    “是的，但是我对那位容易动气的邻人倒非常感兴趣。”列文说，叹了口气。“他是一个聪明的家伙，而且说了不少真话哩。”

    “啊，算了吧！一个隐蔽的顽固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像他们所有的人一样！”斯维亚日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呀！”

    “是的，不过我是把他们领向另外的方向罢了。”斯维亚日斯基说着，大笑起来。

    “使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的对，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的合理的农业经营行不通，唯一行得通的是像那位温和的地主所推行的那种放债方法，或是索性最简单的方法……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可是，说这行不通，这话是不对的。瓦西里奇科夫就行通了。”

    “一个工厂……”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什么使您那么惊异。农民无论是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处在这样低的发展阶段上，他们对于一切他们觉得新奇的设施都要反对，这是很明显的。在欧洲，合理的经营方法行得通，就因为农民受了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怎样去教育人民呢？”

    “要教育人民，有三件东西是必要的：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但是您自己刚才说过，农民是处在这样低的物质发展阶段上，学校有什么效用呢？”

    “你知道吧，你使我想起了一个忠告病人的笑话：‘你该试一试泻药。’‘试了，更坏。’‘试一试水蛭吧。’‘试了，更坏。’‘哦，那么，除了祷告上帝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试了，更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坏。

    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坏。教育，——更坏。”

    “但是学校有什么好处呢？”

    “学校供给农民另外的需要。”

    “哦，这正是我始终不理解的，”列文激昂地回答。“学校怎么会帮助农民改善物质状况呢？你说学校和教育会供给他们新的需要。那更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加减法和教义问答的知识怎么样改善他们的物质状况，这我始终不明白！前天傍晚时候，我碰到一个抱着婴孩的农妇，我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她要到女巫那里去；她的孩子有好啼哭的病，因此，她带他去诊治。我就问：‘女巫怎么医治好啼哭的病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面，口里念句什么咒语……”

    “哦，您正好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要阻止她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去医治他好啼哭的病，这就需要……”斯维亚日斯基说，愉快地微笑着。

    “啊，不！”列文烦恼地说，“我只不过觉得这种医治方法与用学校医治农民很相似罢了。农民是贫困而且无知的，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和那个农妇看到孩子啼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样确切。但是，学校怎样治疗这种贫困和无知的病，恰恰和鸡笼怎么可以医治好啼哭的病一样不可理解。需要医治的是农民贫困的原因。”

    “哦，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①是意见一致的；他也说，教育可能是更大的生活福利和安适的结果，是像他说的更勤的洗涤的结果，然而并非是由于能够读书和计算……”——

    ①斯宾塞（1820—1903），反动的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