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连同它前面那篇说明写作原委的《序》于十六年前面世，随之而来的是许多难以设想的事。如今时过境迁，我以为就以往发生的情况稍事回顾未尝不可。且说这本书刚出版一两天，书评家们就群起而攻之，诟厉之声，恐怕连当年《德伯家的苔丝》所领略过的也自叹弗如。不过也还有两三位先生有主见，不肯对那次大合唱随声附和。英国颁给它这份连珠炮式厚礼，毫不迟延地经海底电报传送到美国，在大西洋彼岸，乐声一浪高似一浪，成了尖锐刺耳的鼓噪。

    在我看，那场大张挞伐的可悲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同我势不两立的那些报刊，对于书中大部分内容（表现两个主要人物理想破灭的过程，也就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部分，说实在的，简直是我兴趣专注的部分），其实是弃而不顾的。它们看过的，它们相中了的，不过是那二三十页并不高明的细节描写；就整个叙事来说，它们不可或缺，意在说明裘德的生活怎样违背初衷，走到了反面，如此而已。而且令人难解的是，前些时，一家家庭报把登过的作者一篇情节奇幻的小说于第二年重印了一回，竟也让某几个圈子中人把它拉扯进来，借题发挥，继续把同样的恶溢冠在我头上。

    《裘德》这辈子的事业就这么苦恼地开始了。在报刊胪列它的罪状之后，它又倒了一次霉，一位主教把它烧了——想来是他在绝望之余，深以未能对我施以火刑为恨吧。

    后来却有某人发现《裘德》是本合乎道德的书（作者处理这个困难题材，战战兢兢，严肃不苟），乍一听，倒真像作者在《序》自始至终对这样的意思不着一字。也好，好多人对我的咒骂就此罢休。事情也随之了结。而我却发现，从事情的前前后后看，若说对人的行为造成什么影响，那也只限于对我一个人的——这一番经验算把我以后写小说的兴致一扫无余。

    在那阵舞文弄墨，入人于罪的狂风暴雨中，出了不少非同小可的事，其中一件同一位美国文人有关，此君倒不故作道貌岸然，承他见告：在震天撼地的批判声势的影响下，他买了本《裘德》，硬着头皮看下去，可是他就是弄不明白害人的地方究竟从哪一段开始。看完了，他心怀憎恶，把书摔到屋子另一头去了。原来是因为他上了卑鄙龌龊的书评家的当，白花了一块半美元，买了本“宗教与道德训示集”。

    我同情他。我诚心诚意向他保证：事情闹到如此颠倒黑白的地步，绝对不是我为了要在前面说到的那些期刊的订户中扩大该书的销路而存心同别人串通一气，玩弄花招的结果。

    还要说到一位女士。她写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发表在一家拥有世界范围的读者的杂志上，文内插了些看了叫人发毛的小标题。在论到拙作时，她大为震骇，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概。没多久，她写信来，表达了同我结交的愿望。

    不过还是回到作品本身吧。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都是以婚姻法律作为启动故事的悲剧性抒轴，由此不免广泛涉及家庭生活方面，因而倾向于表示，用狄德罗①的话说，文明的法律只应是自然的法律的确切表述（顺便说一下，此说尚需有所限制）；但哪里想得到从一八九五年起，我要为这个国家以婚姻为主题、“旧货充新。老调滥弹”（一位博学作家如此概括）的状况承担很大责任。我不懂。如果我没记错，我从前什么意见，现在还是什么意见，也就是说，婚姻一旦成了对其中任一方的不堪忍受的酷虐，那就应该解除（因为无论从实质方面还是从道德方面说，已不成其为婚姻）；看来这正好为悲剧情节提供良好的素材，而经过悲剧自身的现身说法，因其中情节的特殊性含有的大量普遍性得以呈现，这就不妨希望情感因此当能得到净化，达到亚里士多德②所期望的境界。

    ①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其《诗学》中第六章中说：“悲剧乃对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