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的一角停着一排靠背硬邦邦的黑色马车。刘易斯唤醒了一位车夫，我们坐上了狭窄的长条凳。刘易斯哈哈大笑：“我们现在去哪儿？您，您知道吗？”

    “告诉车夫，让他带着我们兜风，然后再去邮局，我等着信呢。”

    刘易斯在加利福尼亚学了几个西班牙词。他对车夫咕噜了几句，马儿遂小步疾行起来。我们越过了一条条豪华而又破败的大街；风雨和贫困侵蚀了卡斯蒂利亚永久性建筑风格的别墅；花园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后，一尊尊雕塑在渐渐剥落，红、紫、蓝色纷呈的繁花在半裸的树底下挣扎；墙头上，一排巨大的黑鸟在窥伺着。到处都感到死亡的气息。我高兴地又来到了印第安人集市边，骄阳炙烤的遮篷下挤满了生机勃勃的人群。

    “等我五分钟。”我对刘易斯说。

    他坐在一级石阶上，我走进了邮局。有一封罗贝尔的来信；我连忙拆开。他正在修订那部书的最后校样，并为《警觉》撰写一篇文章，那是一篇政论文。对。我是对的，用不着多担心。他尽管怀疑政治与写作，可还没有到彻底放弃的地步。他说巴黎天气阴暗。我把信放进了小包，走出邮局。巴黎是多么遥远！这里的天空是多么湛蓝！我挽起刘易斯的胳膊：“一切都很好。”

    我们挤着穿过遮篷下的人群。这儿有卖水果的，卖鱼的，卖凉鞋的，也有卖棉织品的。女人们穿着绣花长裙，我喜欢她们那油光闪亮的发辫和没有丝毫表情的脸庞，印第安孩童们经常咧着嘴儿大笑，露出两排牙齿。我们坐进了一家弥漫着海鲜味的小酒店，侍者用啤酒桶给我们送上了一种冒着泡沫的黑啤酒。小酒店里尽是男人，而且全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说笑个不停。

    “他们看样子很幸福，这些印第安人。”我说。

    刘易斯一耸肩膀：“谈何容易。那个小意大利国也一样，当你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去散步，那儿的人们一个个也都显得幸福。”

    “确实如此。”我说，“必须贴近去看。”

    “我在等待着您的那段时间也是这么想的。”刘易斯说，“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洋溢着节日的欢快气氛，因为旅游本来就是欢快的事情。可我肯定他们并不欢快。”他吐出了一粒橄榄核：“当人们作为游客四处走马观花时，那就什么都看不真切。”

    我朝刘易斯莞尔一笑：“咱们买一幢小房子吧。我们俩都睡吊床，我给您做硬玉米饼，咱们一起学着说印第安话。”

    “我十分乐意。”刘易斯说。

    “啊！”我叹息道，“可一个人得拥有多少个生命呀。”

    刘易斯看了看我：“您应付得并不那么糟糕。”他微笑着说。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似乎觉得您设法拥有了两个生命。”

    热血涌上我的双颊。刘易斯的话对我并不抱有敌意，可也不那么饱含深情。是因为巴黎的那封来信？我猛然感觉到并非就我一人挂念着我们这段私情：他也在挂念，只不过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而已。我暗自在说：我回来了，我总会回来的。可他也许在心底说道：她总又要离去的。如何回答他？我无言以答，忐忑不安地说道：

    “刘易斯，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敌人的，对吗？”

    “敌人？谁可能会是您的敌人？”

    他一副明显的惊愕神色。我随口说出的这几个字确实笨拙。他朝我微微一笑，我也朝他微微一笑。突然我感到恐惧：说不定哪一天我会因为胆敢去爱却又不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而受到惩罚呢？

    我们在旅馆用晚餐时，我们身边一侧挺立着一只玫瑰色的火烈鸟。梅里达旅行社给我们派了一位矮个子墨西哥人，刘易斯听他说话很不耐烦。我更是无心去听，一个劲地在心底自问：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们从不谈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