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因为萨玛泽尔和特拉利奥时刻准备与革命解放联合会分道扬镳。”

    迪布勒伊思虑片刻：“那么，如果朗贝尔走，我就买下他那一股。”

    “您？”

    “搞报纸我并无兴趣，可这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最佳手段。您定能说服朗贝尔把他那一股卖给我。至于钱嘛，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亨利一时不知所措。这种念头他可一点也不喜欢。突然，他脑中一闪：“这是个策划已久的阴谋！”迪布勒伊和朗贝尔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天，他知道朗贝尔时刻准备辞职。看来一切都很有联系。共产党人让迪布勒伊负责阻止发起对他们有碍的行动，并打入报社的领导，把《希望报》据为他们所有。只有精心掩盖他已加入共产党这一事实，他才有可能达到目的。

    “惟独这件事行不通。”亨利冷冷地说，“因为我也想要公开事实真相。”

    “您错了！”迪布勒伊说，“您要明白，如果左派在全民投票和选举中不能获胜，我们就面临着戴高乐派独裁的危险。眼下可不是为反共宣传效劳的时候。”

    亨利打量着迪布勒伊，问题的关键不是要弄清他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而是要看他是否真的抱有诚意。

    “那等选举之后，您是否同意公开事实？”他问道。

    “等到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说，事情早就传开了。”迪布勒伊说。

    “是的，佩尔托夫会把他的材料送到《费加罗报》去。”亨利说，“这也就是说这并不关系选举的胜负，而只是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态度。依此观点看，我不明白让右派抢先发表到底有何益处。我们无论如何也得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这样会给人什么印象？我们势必想方设法缓和反共宣传，而又不能公开认定苏联有理，这样一来，我们肯定就是一副伪君子的面目……”

    迪布勒伊打断了亨利说：“我十分清楚我们将讲些什么。我坚信这一点，那就是那些集中营并非佩尔托夫所认定的那样，是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它们仅仅是与某种政策相联系，对这种政策可以感到遗憾，但并不影响制度本身。我们一定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我们谴责惩治性的劳役，可我们要捍卫苏联。”

    “就算这样吧。”亨利说，“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抢先谴责集中营，那我们的话的分量要重得多。谁也不会认为我们是人云亦云。人们将信赖我们，我们可以毁了反共分子的墙脚：如果他们要对我们吹毛求疵，那他们就会给人以好战分子的形象。”

    “噢！这不会改变任何状况，人们照旧会信他们的话。”迪布勒伊说，“一旦他们从我们的介入中找到理由，那么连同情者们也会气愤得转向苏联，他们准会这么宣传！这无疑会弄得那些旁观者们惴惴不安。”

    亨利摇摇头：“必须让左派控制这一事件。对右派的恶意中伤，共产党人已经习以为常，不会大惊小怪。但是，如果全欧洲的所有左派都起来反对集中营，那就会让我们坐立不安。秘密一旦成为丑闻，形势就会变化：苏联也许最终会修正其惩戒制度……”

    “这是做梦！”迪布勒伊鄙夷地说。

    “听着，”亨利气愤地说，“您一直认为我们可以对共产党人施加某些压力，这也是我们运动的意义所在。现在机会来了，可以一试，要么永远一事无成。哪怕我们只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也必须去努力。”

    迪布勒伊一耸肩膀：“如果我们发起这场运动，那我们就剥夺了与共产党人共事的任何可能性：他们会把我们列为反共分子，而且他们这样做也没有错。您知道，”迪布勒伊继续说：“我们尽力担任的角色，就是一个少数反对派的角色，从外部看与党派无关，但实际上与它有着联系。如果我们号召多数派起来反对共产党，不管反对它哪一点那就不仅仅是反对了，而是公开与他们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