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于舆论，难道我就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也许不该面对这张白纸想入非非，而应去严肃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对，这刻不容缓，他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开始刻苦钻研。他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他惟一可以原谅自己的，就是事情千头万绪弄得他不知所措，只得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可他的所作所为之中也有那么一点无所用心：自解放以来，他一直沉醉在某种欣快的感觉之中，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他站了起来。今天早晨，他无法集中精力干任何事情，他与迪布勒伊的交谈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再说，他昨天的信写到一半丢下了，他必须跟塞泽纳克谈一谈；他也急于知道普莱斯顿是否给他搞到了纸张；另外，老达斯-维埃纳的信还没有交给凯道赛①。“好！我马上把信送去。”他拿定了主意。

    ①凯道赛：法国外交部所在地。

    “我是亨利-佩隆，我能见杜尔纳勒先生五分钟吗？我带了一封信要交给他。”

    “请你登记一下姓名和来访事由。”女秘书边说边把一份印刷的登记表递给亨利。

    他掏出圆珠笔，什么事由？是出于对某种幻想的敬重。他完全清楚此次造访纯属徒劳。他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机密。“好了。”

    女秘书一副宽容的神态接过登记表，朝门口走去。她的笑容及其举止的庄重清楚地表明了办公室主任是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未经事先安排，不得随意打扰。亨利怜悯地看了看手中拿着的那只装得鼓鼓的白色信封，他丑已经丢尽，可直到现在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可怜的达斯-维埃纳将遭遇冷酷的答复还是永久的沉默？

    女秘书又出现了：“杜尔纳勒先生很乐意尽快跟您约定个时间，您可以把您带来的信留给我，我等会儿就呈给他。”

    “多谢。”亨利说。他把信递给了女秘书。这女人年纪轻轻，权力不小，此信竟落入她的手中，他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算了，反正已经完成别人委托他的事情，至于结果如何再也与他无关。他决定去红酒吧，此刻正是饭前饮酒的时间，拉舒姆准在那儿，亨利想对他写的文章表示感谢。他一推开酒吧门，发现纳迪娜坐在拉舒姆和樊尚中间，她气呼呼地说：

    “难得见你一面。”

    “我忙着工作。”

    亨利坐到她的身旁，要了一杯杜灵金酒。

    “我们正在谈你呢。”拉舒姆开心地说，“在议论你在《未来》的答记者问。你披露真相，这做得对；我是想指有关针对西班牙的同盟国政治。”

    “你们为什么就不亲自披露真相？”樊尚问道。

    “我们不能这样做，目前不行，可有人这样做当然是好事。”

    “滑稽！”樊尚说。

    “你什么也不愿明白。”拉舒姆说。

    “我明白得很。”

    “不，你不明白。”

    亨利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一边饮着杜灵金酒。拉舒姆不失时机地解释共产党是如何重新审视和修正现在、过去和未来的。他这样做，谁也不会责备：他年仅二十就在游击队中发现了冒险、友情和共产主义，他的这种狂热劲确实有情可原。“我很喜欢他，因为我曾帮过他的忙。”亨利自嘲地想。亨利曾让他在波尔的公寓里躲藏了三个月，后来又帮他搞到了假证件，分别时，还把自己惟一的一件外套送给了他。

    “噢，我感谢你写的文章。”他突然说道，“文章写得真客气。”

    “我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拉舒姆说，“再说，所有人的观点都同我一样：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对，挺有意思的。”纳迪娜说，“就这一次，所有的评论家看法一致：似乎他们在共同埋葬某个人或在颁发一个道德奖。”

    “是有这个意思！”亨利说道，“这张小毒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