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她来说既没有多大希望，也没有多少风险。

    在或长或短地经过一段忠诚期之后，妻子也可能不再限于这种仅仅打情骂俏和卖弄风情的行为。她下决心欺骗丈夫，往往是由于怨恨。阿德勒坚持认为，女人的不忠永远是报复的一种方式。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但毫无疑问，她往往并不屈从于情人的诱惑，而是屈服于想公然反抗丈夫的欲望：“他不是天下唯一的男人——别的男人也会发现我有吸引力，我不是他的奴隶；他自以为很聪明，但他也会受到愚弄。”在妻子的心目中，可能被藐视的丈夫仍有着头等重要的地位；正如少女有时为了反抗她的母亲，为了挑剔她的父母，为了违抗父母之命，为了维护她自己的权利，而去找情人那样，对丈夫感到怨恨的妻子，也会企图把她的情人当做知己，当做她佯装受害者的见证人，当做贬损她丈夫的同谋。她不断地和他议论她的丈夫，假装煽起情人的轻蔑之意；除非情人把他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否则她会气哼哼地掉头不再理他。她会要么重新回到丈夫的身边，要么再找一个安慰者。但是，往往不是怨恨，而是失望，把她抛进了情人的怀抱；她在婚姻中不曾得到过爱，而让自己听天由命，让自己永远不去领略年轻时就若痴若狂向往的兴奋和快活，她又发觉这很难。对于令人沮丧的女人来说，由于各种性满足的权利都被剥夺，由于拒绝承认她们在感情上有自由和个性，婚姻将以无可避免和不无讽刺意味的辩证关系，把她们引向通好。蒙田在《论维吉尔的几首诗》一文中说：

    我们从童年就对她们进行爱的方面的教育。她们的魅力，她们的衣着，她们的知识，她们的语言，她们受到的全部教诲，都无助于其他目的。她们的家庭女教师，除了爱的观念，什么也没有让她们铭记在心，即使完全基于这种理由：经常在她们面前坚持这个观念，以使她们对这个观念感到厌恶……那么，试图在女人身上压抑一种对她们来说是如此强烈、如此自然的欲望，也是愚蠢的。

    恩格斯也说：

    随着一夫一妻变得经久不衰，出现了两种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随着一夫一妻制和公开纳妾，通奸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制度，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制止。

    如果夫妻做爱激起了妻子的好奇心却未能满足她的感官，她就很可能会在别人的床上完成她的教育。如果丈夫成功地唤起了她的性欲，她就会希望和别人共享这种快感，因为她对他没有任何特殊的依恋感。

    道德家哀叹对情人的这种偏爱，而我则已描述了资产阶级文学中的那种企图恢复丈夫形象的做法；但是，若是想证明从社会角度来看，即从其他男人的角度来看，他往往比他的对手优越，并用这种看法对他加以保护，这则是荒谬的。这里重要的是，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指望他的妻子。有两种特征使他成为她所讨厌的人。首先，他承担了始作俑者这样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传统处女的要求是矛盾的，她既想被蹂躏又想被尊重，这样就使他几乎必然要受到失败的惩罚；所以她在他的怀抱中永远是性冷淡的。和情人在一起，她不会感到夺走处女贞操的那种恐怖，也不会感到被蹂躏所引起的严重羞辱；她避免了意外造成的精神创伤：

    她知道该期望什么；她比新婚之夜更坦然，更不容易冒犯，更老练，她不再迷惘于理想之爱与肉欲、情感和性感受之间。当她有情人时，情人是她真正需要的。

    这种精明是她自由选择的一个方面。因为使丈夫处于不利地位的第二个令人讨厌的特征是，他通常是被强加的，而不是被选择的。他的妻子要么把他当做最后的依靠予以接受，要么被她的家庭移交给他；不管怎样，她即使为了爱情嫁给他，也仍要让他成为她的主人；他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义务，她往往逐渐感到他是个暴君。无疑选择情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