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thefamily）不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由于与其他社会单位相沟通，它的封闭性在减弱；家（thehome）不仅是禁烟夫妻的“内部世界”，也是夫妻生活标准、财政状况、情趣爱好的表现，因而家有必要让别人去观察。主要是女人那一方在指导这种社交生活。男人则作为生产者和公民，通过基于劳动分工而产生的有机凝聚力的联结，加入这个共同体；夫妻是社会的人，他们取决于自己所归属的家庭、阶级、社交圈子以及种族，通过机械凝聚力的联结，依附于有相似社会处境的群体；妻子可以十分单纯地体现这种关系，因为丈夫的职业联系常和他的社会地位不协调，妻子却无职业要求，能够只交往和她地位相等的人们。况且，她有闲暇通过“回访”和“请客”维持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因此，当然只有在其成员刻意坚持他们的社会等级地位的阶级中——就是说，在其成员认为比其他某些人优越的阶级中，它才是重要的。她乐于炫耀她的“小天地”乃至自己的容貌，而这些，丈夫和孩子已司空见惯，没有去注意。她的社交义务就是“装门面”，它和她抛头露面的快活结合在一起。

    她首先必须在与己有关的场合“装门面”；在家做自己的事时，她可以穿着随便；外出待客时，则要“盛装打扮”。礼服有双重功能：它既指明了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她的生活标准，她的财富，她所归属的社交圈子），但同时也具体地体现了女性的自恋；它既是服装，也是装饰；借助于它，失去了做任何事权利的女人，觉得她表现了她所充当的角色。关心美貌和盛装打扮是一种工作，可以让她占有她的容貌，就和通过做家务占有她的家一样；于是，她的自我仿佛是她自己选择的，她自己再造的。社会习俗加深了这种以貌取女的倾向。男人的衣服和他的身体一样，将去表明他的超越性而不是去引人注目；对他来说，优雅的风度和英俊的外表都不需要他把自己树为客体；而且，他通常不认为他的容貌是自我的反映。

    相反，社会甚至要求女人把自己变成性爱客体。她成为时装的奴隶，时装的目的不是将她揭示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为了割断她与超越性的联系，使她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猎物；

    所以社会并不想促使她进行设计，而是想对其加以阻挠。裙子不如裤子方便，高跟鞋有碍行走，长裙和礼服鞋的实用性最小，宽沿帽和长简袜最易损坏，但它们却最能表现优雅的风度；

    服装可以掩饰身体，可以改变形体，或追求曲线美；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把身体放在供人观赏的地位。这就是盛装打扮成为令小女孩着迷的游戏的原因，她喜欢注视自己；后来她童年的独立性增大了，她开始反抗淡色细布和漆皮鞋加给她的束缚；到了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既希望展示自己又拒绝这样做，感到左右为难；但是她一旦接受她的性客体命运，就会喜欢装饰自己。

    如我所指出的，女人通过装饰使自己与自然相联系，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人为的需求；对于男人，她是花朵，是宝石——对于她自己也是如此。她在把荡漾之水，柔和之裘皮送给他之前，自己先占有了它们。她同她的小玩艺儿，她的地毯，她的椅垫，以及她的花束的关系，远不如同和她的肉体融为一体的羽毛、珍珠、绫罗绸缎的关系那么密切。它们的五光十色，它们的柔软质地，弥补了她命定属于的性爱世界的粗糙生硬；她对它们看得越重，她所得到的肉欲满足就越少。许多女同性恋者身着男装，不只是为了模仿男人并向社会挑衅；她们没有必要去抚摸天鹅绒和绸缎，因为从女性身体也可以发现这种被动的特质。异性恋女人在委身于男性的粗野拥抱时，则除了自己的身体无任何肉体猎物可拥抱（即使她喜欢也是如此，若不喜欢则更是如此），所以她才在身上洒香水，让它变成花朵，而她脖子上的钻石项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