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以底层社会的女性史为研究对象的，所以要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有时是偏远的孤岛上只靠小土豆和麦饭为生的老婆婆家，有时是吃运河水的东南亚的农村。可是，无论到哪儿，如果不能吃人家端给你的他们平日吃的食物，那么你也就失去了作为研究者的资格。有时他们会根据你是否喝他们的茶、吃他们的饭来判断你是否歧视他们。同吃一锅饭会产生亲近感，这无疑是万国万民共知的道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吃”乃是胜过语言的语言。

    不过，在第二条“轻佻浮薄”中语言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你在陌生的地方被一群陌生人围着的时候，假如你沉默不语，那什么事也办不成。人家叫你“唱一个”，那么管它是美空云雀还是三桥美智也的歌，反正你得唱一首；人家要你跳，那么你也就得跳；人家让你“讲点东京的事儿”，那么你就得讲，直到他们听够为止，而且还要尽可能地让他们听着高兴。虽说只会说点儿轻佻的俏皮话，身上分文不带，可不知怎的，只要那家伙一来，村里立刻明亮了许多——必须得能造成这样的气氛。也就是说，当个小丑。当然，尽量去扮演小丑，这既不容易做到也没有意思。所以，还是天性轻佻浮薄且充分具有小丑素质的人最合适。这就是我认为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资格。

    然而，细想起来，这两个条件——“能吃”和“轻佻浮薄”都不是那种靠自身努力就可以具备的资格，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人的天性。我自己是十分具备这个资格的，为此也常常叫人瞧不起。有时我也下决心要改正自己看见路边掉的东西捡起来就放进嘴里的下作和粗心大意的毛病。可是，天性是惊人地顽固，即使改过一两次，很快就又回到老样子了。

    总之，我所说的女性史研究者的两个资格，其实只不过是有效地利用了我这改不了的天性中不良的一面而已。

    （原载《学习的起点》一九七七年二月）

    一页户籍抄本

    前几天，因故把长女的户籍抄本取了回来。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户籍抄本的女儿，突然十分气愤地喊了起来：“妈妈太不像话啦，二月二十日的出生，三月三日才去申报，拖了十多天，一点也不拿人家当回事儿。”“妈妈生你后，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呀。”我赶紧把矛头转向了她父亲。父亲又解释说：“规定是两周以内申报，所以算不上怠慢。再说也不是不拿你当回事儿呀，我每天都要去医院看你的。”女儿这才总算明白过来，不做声了。

    遇到女儿的抗议后，我忽然想到了那些孩子出生后不去申报的人们。我由于历史研究的职业关系时常有机会看到别人的户籍副本。十年前我开始进行女性史——而且是底层女性史研究时，曾多次为查阅户籍的事而大伤脑筋。

    比如说，眼前明明存在着的一位女性的户籍却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或者怎么想也该七十多的人，户籍副本上却只有六十岁。《山打根八号娼馆》的“阿崎婆”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原因有几种。首先，正如“七岁以前属于神”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在饥寒交迫生活毫无保障的底层社会，谁也无法保证出生的孩子肯定能活到明天，孩子的父母也没有必要急着报户口。其次，那些没有自信在自己家中把孩子养大的父母，如果要把孩子送给人家做养子或者放到可能被人捡走的地方当弃婴的话，那么报户口则对将成为养子和弃婴的孩子的将来反而不利。再次，对于不识字的穷人们来说，衙门的大门难进，所以也不会为孩子的出生而特意去申报了。

    生活在底层社会的“阿崎婆”的户口，是在她虚岁十岁的那年春天已决定把她卖到遥远的南洋时，不忍的哥哥为了证明“还有这么一个妹妹”才去衙门报上的。所以，“阿崎婆”的实际年龄与户籍年龄之间相差十岁。

    通过“阿崎婆”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