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硬币，一枚五元硬币，数枚十元硬币、一枚五十元硬币和几枚一百元硬币。

    春在我放一元硬币时仔细地注视着，像是说：“这就是现在日本的一元钱呀。”当硬币的枚数增加时，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嘟囔说：“这么多钱，我可不能要！”然后她说：“那么，我拿马来钱换给你。”从她枕着的旧皮箱里拿出一个空罐，又从罐里拿出一迭整整齐齐折叠的马来西亚纸币，这可能是说没有零花钱的春的最后的一点钱了。

    我拼命地解释说：“老奶奶，在今天的日本这点钱绝不是大数目，别担心，拿着吧！”春反复说：“不会，没那事儿。”这样成了僵局。春离开日本的时候才二十岁，那是一九○七年，天皇纪年为明治四十年，她对十元、一百元硬币表示惊愕，恐怕是因她的思想深处还残留当时货币价值的认识。

    出租车司机的喇叭又响起来了，我心急如焚，担心赶不上飞机。正在这个时候一位来送饭的中年马来西亚女职员看到这情景，发觉我的窘境，忙用马来语对春说：“按这个太太所说的去做吧！”又对我使了眼色叫我快走。我说了祝您健康长寿作为短短的告别之辞，慌忙离开了她的屋子跑向大门。

    春与经济条件好、虽无血缘关系但和家人一起和睦过日子的“南洋姐”们相比，是老残而孤独的。我不由得悄悄同情起她来。对人来说最终能支持她生命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财富，而是自己生命的继续——子孙的繁荣。自己的后代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孤寂地结束自己一生的她无缘得到这种确信。尚处壮年、既有丈夫也有一个孩子的我是很难想象出她的孤独心境的，它是否像无边无际的虚空里飘落的一枚树叶呢，还是像咀嚼沙子一样的滋味呢？

    对被浸透骨髓的孤独折磨的老人，我问过她是否想回日本。她不置可否，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首诗写道：“像受伤的山中野兽恋水来到泉边一样，对人来说故乡是医治他受伤的心灵的唯一去处。”终老在异乡、孤独至极的她为什么不说想回到故乡去呢？

    柳田国男的自传《故乡七十年》的卷首写道，故乡是五十年内可称故乡的。春二十岁离开了家，现已八十六岁了，回到老家也没有熟人了吧！与其做一个浦岛太郎似的人物去备尝辛酸，不如在马来西亚小镇上的养老院更安心。她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她拒绝回答我提出的是否想回日本的问题，恐怕我只能认为是她对祖国日本的不信任。这种类似焦躁感的对日本的感情一定沉积在她的心底吧！我脑海里浮现了山打根南洋姐的背朝日本的墓。我终于明白了出于无奈在异国度过残生的原“南洋姐”的内心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