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国家在人才争夺战上一步落后，就可能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等方面步步落后。

    几个月前就是张武把这本极具研究价值和反思意义的书稿约到手的，现在终于付梓印行。他料定这本别样的书将引起世界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关注。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然后他一次又一次拔打电话，要把图书出版的喜讯告诉它的作者——康晓光。

    康晓光在马山县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乡村，走访了几万户贫困家庭，所获资料十分珍贵。他把他的调查和思考凝聚成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后来成为中国反贫困工作的指导用书。该著作还获得1995年“桂花工程奖”和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他在反贫困第一线的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996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掌握到这样的一组数字：1986～1993年，全国每年投入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包括贴息贷款、财政拨款、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扶贫资金估计约100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每年提供45.5亿元扶贫资金，78％为贴息贷款，22％为财政拨款。也就是说，1986-1993，8年间，中央财政每年直接的扶贫支出仅有10亿元。1992年，我国财政支出4390亿元，其中企业亏损补贴455亿元，价格补贴322亿元，共计767亿元。可以说，2亿多城市人口是这767亿元财政支出的受益者，广大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是无缘受用的。

    在康晓光看来，反贫困行动其实是对人的一种投资。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根源于不利的生存背景，根源于缺乏教育和训练，根源于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的根源正是贫困的条件。通过解剖今天的低素质、低竞争能力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将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技能和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他们明天的工作效率。他认为，像所有的投资一样，人力投资也要求牺牲眼前的资源利益以增加未来的生产能力。那种认为为社会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服务是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单纯消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而此时，在广西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著名出版家张武正对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图书样本——《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作最后的检查。

    一是城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沉淀于社会的职工，主要是倒闭的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自谋职业的职工，国有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无再就业能力的职工，以及上述两类人员的家属；二是竞争能力较差，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淘汰的人，主要是被开除、辞退、解聘或辞职，以及难以被录用的待业青年等；三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由富裕阶层沦为贫困者，如经营破产的个体户；四是劳教、劳改后回城人员，犯罪人员的亲属，以及因赌博、吸毒而致使家庭衣食无着的人；五是偶发因素所造成的贫困者，如车祸、地震灾害以及疾病等导致残疾从而失去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的人；六是对物价上涨缺乏抗御能力的低收入者，他们长期以来收入低、负担重、无积蓄，物价上涨极易使这些原本处于贫困边缘的职工，因难以承受通货膨胀的重压而沦入贫困状态；七是流入城市打工、当保姆，但又务工不着或被辞退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极端困难的农民，他们是目前和将来最大的城市贫困人群，但至今未被纳入保障网络之中，也未成为任何一项反贫困计划的对象。

    这样就造成一种“不公正”：不仅收入高的人享受政府的工资补贴多，不仅吃得好的人享受的政府的食品补贴多，而且有钱看病的人看病少花钱，没有钱看病的人看病却多花钱；有储蓄能力的人政府提供养老金，没有储蓄能力的人却要自己养老；有钱读书的人免费上学，没钱读书的人自费上学……他强调，这种状况如不能得到尽快改善，“反贫困”无疑将成为一种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