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的新方法和新途径的技术上的困难主要表现为：确定不了对官员主观意识教育之结果的基本判定方法，也就不能从中引申出奖或罚的具体规定来；对官员的训诫式教育方式正在迅速失去作用，而强化其自身督促的机制又很难建立起来；对“三观”教育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没有被开发出来等等。

    三是公众对腐败和反腐败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和判断取向。随着反腐败政策的不断落实，公众逐步强化了某种判断倾向，即对反腐败的成效与前景的怀疑：被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越多，公众认定尚未被揭露的腐败案件也越多；被揭露的卷入腐败案件的官员级别越高，公众越认定还有更高级的官员未被揭露出来。这既是反腐败进程中屡屡延误最佳时机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也反映了在对公众情绪与认识取向的引导方面还存在严重的技术“死角”，它是以两难选择的方式出现的：大规模地宣传反腐败的成效，将强化公众的上述逆反心理，而对反腐败进展不给予一定声势的宣传，也会失去公众的信任，对腐败现象的遏止也缺少了一种重要的压力。

    陆建华认为，以上三个方面的技术“死角”的存在，说明反腐败政策的技术难关没有得到克服，反腐败能力的提高因此而受到抑制，反腐败政策原则的完善和落实也就缺乏足够坚实的基础。

    陆建华对于反腐败政策技术难点的分析，成为中央研究反腐败对策的重要参考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