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条轨迹来显示宁波帮在上海的成长路径，前期的代表人物首推方介堂（1783～1846）、李也亭（1808～1868），前期与中期的过渡人物为叶澄衷（1840～1899），中期以严信厚（1828～1906）、朱葆三（1848～1926）为代表，后期则以李也亭的孙子李云书、虞洽卿（1867～1945）、宋汉章（1872～1968）、刘鸿生（1888～1856）以及方家后代方液仙（1893～1940）等为代表。

    “在上海的本国商人之势力，宁波商人居于王者之位”，这是辛亥革命前夕一家上海报纸的评论。1890～1927年，上海人口激增到264万余人，这一时期也正是宁波人大量移民上海的又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旅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多万，而到1948年，上海总人口约为498万人，每5个上海人中就有1个宁波人。

    如果说广东买办是以投资航运、棉纱、丝绸和茶叶等商品为主的贸易而成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么从19世纪最后的15年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买办不仅超越了广东买办，而且在上海产生巨富的五金、房产、航运、银行、钱庄、纺织等行业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有人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90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达43人，约占总人数的48%。其中，宁波籍代表人物有朱葆三（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法商东方航业公司华人董事、法商达兴银公司华人总理）、虞洽卿（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买办）、傅筱庵（美兴银行和长利洋行买办）、许春荣（德华银行买办）等。

    买办转型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一个话题。如果说香山买办是铺路者或奠基者的话，那么后续者和开拓者就是这批宁波买办。他们继承了香山买办血统里转投新式工商业的血统，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商帮史上最耀眼的群体。

    当宁波人在新式工商业中小试牛刀时，此前资产雄厚的山西太谷曹氏家族，正坐吃山空。曹家全家老小每日山珍海味，还吸食鸦片，雇的佣人多达370余人，家兵养了500余人，每年家用开支10余万元。除购田置地外，山西祁县富商渠源浈的资产有三四百万两白银，而他却将银两窖藏了起来，没有让它们增值。其他晋商也过着奢侈而无所追求的生活，丧失了先辈创业的动力与方向，逐渐为时代所抛弃。

    宁波商人在近代上海新兴工商业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从船舶与机器修造业开始的。1882年，董秋根在虹口外的虹桥开办永昌机器厂，拉开了宁波商人在上海工业方面大显身手的序幕。之后6年内，何德顺、郑良裕、周梦相分别在上海开办了广德昌机器厂（1885年）、公茂机器船厂（1885年）和大昌机器厂（1888年）。1894年前，在上海类似的工厂仅14家。

    之后，黄楚九于1887年接盘中西大药房，1890年创办中法药房；严信厚于1888年参与设立恒丰纱厂，1889年与朱葆三参与创办上海第二家华人西药房华英药房（第一家华人西药店在1888年由上海人顾松泉设立），1894年投资中英药房，并与周晋镳、汤仰高、戴瑞卿、周熊甫等沪甬富贾集资45万两白银，在轧花厂的基础上创设了浙江省最早的一家纱厂——通久源纺纱织布局；叶澄衷于1890年涉足火柴行业，1892年创办纶华缫丝厂。期间，严信厚还与叶澄衷、朱葆三参与投资了中国最早的通商银行，并与周晋镳等人参与创建了华新纺织新局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

    拐点式人物严信厚

    1910年对于宁波商人来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年份。所谓质变是指宁波人在上海滩的话语权、影响力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宁波商人在上海滩的前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