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台湾地区被清政府收复为标志，郑氏海商家族覆灭，清政府宣布废止沿海“迁界令”，于1684年开放海禁，并在第二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立粤、闽、浙、苏四海关，这标志着中国自唐朝以来1000多年的市舶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

    与明朝时太监掌揽外贸大权不同，四口通商口岸的管理机构由司礼监改为户部，监督人由满族人或者巡抚大人兼任，但一开始，广州港的地位并不明显，在经历了80年的历史演变后，才逐渐显赫起来。

    从塌房、官牙到十三行

    “牙”字，在古代也被用来指交易中介人。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始见于唐朝开元年间。两宋时期，牙人必须从政府手中领取“付身牌”，才能成为合法的经纪人。为经营与辽、西夏之间的榷场贸易，两宋时官府招募了许多出色的牙人做官内牙人，而关于“牙行”的最早记载，则始自元朝。

    明初时官方禁止“牙行”贸易，试图建立一种被称做“塌房”的商业经营模式。“塌房”初设于京师，它的定位是“以蓄四方客货，富实京师”，具有一统京城商业的意图，是一套官营贸易体系。

    但商人们认为，“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官方遂同意设立牙行，但要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官牙制”应运而生，牙商成为官营贸易体系之外唯一的中间贸易合法商人。它的出现，意味着对“塌房”官营贸易体系效果的否定。景泰（1450～1457）以后，“塌房”之名，逐渐消失于史书记载之中，这说明以“塌房”经营模式为主体官营贸易体系已经严重衰落。

    嘉靖时，广东市舶司中的客纲、客纪等都属于官牙，市舶司所属的保舶牙人逐渐发展成为牙行。“凡外夷贡者……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

    从明朝至清初海禁解除之前，还有一批被称做“揽头”的人，来往于广州澳门之间，不但直接与外商交易，而且跟随政府官员参与对外交涉，并对外商的行为负责。当外商有违法行为时，揽头即便没有过错，也要承受连带责任，这是古代政治上的连坐政策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1685年，延续千年的“市舶司”制度寿终正寝。这意味着由官吏直接介入与外商交易的行为不再被鼓励，官方开始指定商人，在今天的广州十三行路设立“洋货行”，统称“十三行”，来进行进出口贸易。这样，以“十三行”为代表的牙行商人登上历史舞台。

    这些牙商在登台之初，就兼具官商气质。首次遴选商人参与牙行贸易的招商，由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4月组织，在其发布的《分别住行货税文告》中说：

    今公议：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部纳税……嗣后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即有一人愿充二行者，亦必分别二店，各立招牌，不许混乱一处，影射朦混，商课俱有违碍。此系商行两便之事，各速认行招商，毋处观望迟延，有误生理。

    大意是说，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但招商情况并不理想。一年后，李士祯与两广总督吴兴祚在会奏中说，“今货物壅滞，商人稀少”。

    广州外港：从澳门到黄埔

    明末清初，中国的海外贸易中心一直在浙江宁波双屿与福建漳州月港、厦门一线。尽管广州离南海更近，但厦门、漳州更接近中国的生丝、丝织品、茶叶产地。在四口通商之初，广州港的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