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靠山。

    这期间，大同镇积欠山西商人周全等粮草价银10万余两。因长期讨要不给，周全等人屡奏户部催要，最后户部用拨付盐引及其他款项的办法予以融通补偿。另一个山西商人郭弼到河东盐场取盐却无盐可支，后奏准其改支淮盐22万引，折银四五万两。《明史食货志校注》甚至还有记载，秦金，1527年官至户部尚书，因反对商人逯俊等奏要30万两淮盐引，遭到权贵打击，被迫辞职，这是山西盐商势力的预演。

    除在政治上逐渐渗透努力外，山西盐商也在积极应对徽商逐渐兴起的努力。叶淇变法之初，山陕富民也应时而变，纷纷内徙淮浙，以与徽商“分庭抗礼”。仅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山西太原府代州籍商人，就有阎瑶楚、杨继美、冯天棣等人。阎瑶楚的祖父和父亲先是纳粮报中于北方边镇，换取盐引，以太原望族的身份在两淮从事盐业贸易。到明中叶开中制由纳粮改为纳银后，他由边商转为内商，“举家迁居扬州”，清初时，阎家还出了个大学者阎若璩。

    盐是古代的战略物资，在国家财税体系中占据着非常关键的地位。淮浙盐场，又在国内盐业市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全国最大的盐场，仅仅两淮盐场的额征盐课就占据了全国盐课总量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淮浙盐区的税收收入牵动着明清政府的神经。

    当时淮、扬一带，山陕商民的势力很大。在1558年前后沿海倭寇侵扰之时，世居扬州的山陕盐商家属曾选送500名骁勇善射的精壮子弟组成商兵，驰骋于抗倭疆场，可见晋人之多。这种商兵组织，比20世纪初国内商团组织的出现早了将近350年。

    从开中制到折色制，山西商人为改善生存和生活条件表现出了他们所拥有的闯劲、开拓意识、不懈追求的执著感、对商业机会判断的敏感性和对资本积淀的追求。当这些积累所形成的势能以政商结合的方式体现在盐业组织中时，晋商捷足先登的先天优势被发挥到了极致。

    嘉靖时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这样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而在其列入“首等”的全国17家富商中，晋商占三家，徽商占两家。

    盐商豪势与政治斗争

    明代山西商人靠贩粮贩盐发家致富，散见于各类史籍。蒲州范世逵、洪洞李映林、临猗阎天杰、大同薛氏和李氏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但最为闻名者，当数蒲州的官商家族张四维家族和王崇古家族。

    王崇古，今山西运城永济县人；张四维，今山西运城芮县人。在明时，两地均属平阳府的蒲州。前者时任宣大总督，后者为吏部侍郎。两家都有盐商背景：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等也都是晋商。

    张家是元朝时避乱永济的张思诚的后代。到张允龄一辈时，始远游从商，西到兰州，贩货张掖、酒泉，数年后又南至淮、泗，往来楚、蜀之间。虽然身在商界，但张允龄视财利甚轻，笃信重义，南北所至，为众商所敬服。在遇到事情时，他往往判断正确无误，人们甚至怀疑他有异术。虽然说张允龄足迹半天下，但也是拮据20年。他的弟弟张遐龄也到过吴越、广州、南昌等地，但资本耗尽，穷困而归，并不成功。

    王家的第一代商人是王现、王瑶兄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是时人对这对兄弟的评价。他们的父亲官至管教育的邓州学正，但没有什么实权。叔叔王珂也曾中进士，任中书舍人，但早逝。经商的王氏兄弟俩一生奔波在外，辛苦劳顿自不用说。哥哥王现为士不成，然后就外出经商，到过洮陇、张掖、敦煌及巴蜀、吴越等地，最后客死郑家口。弟弟王瑶，也辗转多地，西到陕西、张掖、酒泉，东到淮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