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后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29]，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30]，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31]。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现在还有没有宗派主义呢?我听见有一个同志说:没有宗派主义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主观上不要忙于否认有宗派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要以客观事实来证明，要在将来工作中来证明，主观上否认，效果很小，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要求在党章上加一条:“保障党员的政治生命。”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在审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这一条当作教训，当作武器，这样就有用处。

    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九条方针[32]并不是一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再加上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乱子就出不来了。但是这九条方针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们还要警戒自由主义的危险，严肃性是必要的。在这次审干中有很大的成绩，不说清楚这一条，是不好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我们党内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过火的情绪，潮流一来，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结果搞错了；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熟视无睹，这种情绪也是不对的，要克服的。

    (五)准备转变问题

    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某些方面也已经有了准备，有些同志让我解释一下将来如何转变，我想现在不用多讲，就是按实际情况去学习，去准备。比如，我们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