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一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我们看，延安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一九四二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像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吗!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

    二

    全部公营经济事业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些就都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资料及其事业经费的供给的。这一部分的供给量，依一九四二年的计算及一九四三年的预算看来，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有其历史的与现时的原因。还在内战时，中共中央曾经为了战争需要而在江西苏区建立了一部分公营工商业。那时，为了补助伙食之不足，也曾经发动过各机关学校种菜养猪的事。那时，只有军队还无生产的经验。那时，因为江西农民比较富庶的条件，还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解决粮食。这是历史的原因。抗战以来，我们是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对于我们的军队，初则只给很少的一点饷，继则完全断绝，边区也被封锁，迫得我们不得不从事生产自给，维持抗战的需要。这是现时的原因。

    抗战以来，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那时，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在那时，我们还只是令一部分部队试作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其目的只是借以改良战士们的生活，还没有企图借以解决一般的财政供给。后来看见试办的战士们在做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们果然能于教育之暇做出许多生产工作来了，他们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们因生活改良，逃亡现象也减少了。由于看见这些成效，我们就把这个经验普遍地应用到那时留守边区的部队，由留守处下命令叫各部队都学着这样做。但也还是为着改良生活的目的，不是为着解决一般需要的目的。那时政府方面，开始注意建立了几个小的工厂，但对机关学校，则连种菜养猪我们也还没有叫他们做。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