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2]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3]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二、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让我在下面预说出来。

    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4]，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之机。自四军成立以后，党从连上建设了普遍的基础，现在上级指导机关对于斗争策略的正确(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前委)，边界各县地方党部之建立，群众斗争之发展，使得个人作用渐渐减少，党的领导渐渐加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包括边界迭次战争的胜利和湘南的失败[5]。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

    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6]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支长枪一连的制度[7]，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8]，拨枪交与地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