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人独大

    韩绛罢相之后，王安石一人独揽宰相大权。

    一人独大，这在北宋不多见。因为当时的同平章事一般都是两个人，即两人并列为宰相，主持朝政。

    宋朝有几本通俗小说集，包括《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这几篇小说的问世，预示着中国小说的来临。其中，《拗相公》写的是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得民心的故事，反映了宋代反对新法一派的思想倾向。

    “拗相公”是时人对王安石的别称。

    拗，是不顺、不顺从的意思。如果用来形容人，则表现为这个人性格倔强，个性很强，不服输。王安石就是这种人：文学上独树一帜，造诣颇深，散文笔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不甘现状，锐意改革。

    王安石推行新政，不容许任何人反对。朋友不行，反对他，朋友就变成了敌人；敌人更不行，反对他就会叫你靠边站。他能言善辩，能说服皇帝赵顼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把他的改革计划进行到底，当然，这还要取决于赵顼也有一颗求变之心。因为在仁宗皇帝时，王安石也曾上过万言书，请求变法，仁宗皇帝就不理会，王安石虽然雄心万丈，却无用武之地。

    王安石当政后，赵顼给他配了两个助手，新任参知政事冯京、王珪。在这两名副手的协助下，他大举推行的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就是在这段时期内相继出台的。他是个文人，知道文人的影响力，为了控制天下的文人，在推行新法的同时，他还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变革。

    宋初沿用唐朝的旧制，以科举取士。所试科目是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仁宗时听从范仲淹的建议，取消了帖经墨义，考试的科目为：先考历史或政治，次考经典古籍。这两轮考试过关后，再在皇帝亲自监督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

    王安石当国后，欲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一意兴学。赵顼命令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苏轼认为，仁宗朝立学已经是徒存虚名，但科举取士的制度还是可行的，没有必要进行变革。

    赵顼也同意苏轼的意见。王安石却坚持认为现有科举制度有不尽完善之处，必须改革。后来经过调解，决定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

    王安石为了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编写了一部名为《三经新义》的书，并将此书规定为官定标准，无论学校、科举，只准使用《三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一律废止。应试时，考生的意见如果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会名落孙山。

    王安石虽然是文学大家，但《三经新义》毕竟是在两年内仓促写成，而且还是由他的儿子王雱和吕惠卿编写，学术价值并没有得到如欧阳修、苏轼等大家的认可，他是凭借宰相的权力，废止先儒们典籍而专用他的书。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种体现。

    苏轼是文坛巨子，文学造诣不输王安石，而且更胜于他，他见王安石如此专横，实在是忍无可忍。为了表示对王安石的不满，他在一次进士考试中，给举子们拟了这样一道试题：

    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是在指桑骂槐讥讽他。借故把苏轼调到开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苏轼本来就很有名气，因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挤，更使他声名大震。

    苏轼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其实，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过一道奏折，矛头直指青苗法。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万象，雄辩滔滔，直言无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