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国书所写的，果然与皇上的口授有出入。他即命大家停止前进，就地休息，他自己立即返回京城。

    富弼抵京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也顾不得这些，立即敲宫门求见。

    赵祯得知富弼突然返回，知道一定有大事，立即召见。富弼进宫后，说吕夷简有意陷害他，故意使国书的内容与陛下的口传不同，呈上国书请赵祯过目，并愤愤地说，自己死了事小，和谈不成，岂不是误了国家大事？

    赵祯见国书的内容果然与自己的口授不同，立即召见晏殊，问是怎么回事。晏殊与吕夷简的关系非常密切，连忙说，这不关吕宰相的事，可能是抄录的人写错了。

    富弼当即指责晏殊是个奸臣，帮助吕夷简欺蒙皇上，并强烈要求赵祯追究责任。

    按理说，篡改国书内容，有可能使宋、辽之间的谈判破裂，挑起两国的战争。吕夷简为了陷害他人，竟然弃国家利益于不顾，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谁知赵祯并没有追究下去的意思，劝说富弼以出使契丹谈判之事为重，暂时不要提追究谁的责任这件事。

    富弼见赵祯要息事宁人，也不好再坚持，只得带上重新写好的国书出了京城。率领使团重新上路，谈判。

    富弼到达契丹后，不提和亲，只就增加赔款之事提出与契丹主谈判。

    宗真似乎是有意刁难，说南朝增加常年赔款，应将“赔款”改为“献款”。

    富弼当然不同意，他说，两国相约，本来是南朝为兄，北朝为弟，没有兄献与弟的道理。

    宗真却说，称“献”不可，那就改为“纳”。富弼还是不同意。

    宗真仍坚持他的意见，说赔款既然可以增加，为何区区一个字就不可改呢？并威胁富弼说，如果为了一个字而引发了战争，到时可不要后悔。

    富弼不卑不亢地说，宋廷为了不使南北的百姓生灵涂炭，才委曲求全地答应增加常年赔款，并不是害怕北朝，万一因此而引发战争，那就要看道理在哪一方。

    宗真劝富弼不要太固执，说古时就有这样的先例。

    富弼声色俱厉地说：“古时唯有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日赠遗粟帛，或称做献纳，但是后来颉利被唐太宗李世民活捉了，除此之外，哪里还有这个例呢？”

    宗真知道富弼不会屈服，说他派人到汴梁去南朝皇帝商谈，于是留下增款誓约，派北院枢密副使耶律仁先和刘六符，持盟约与富弼一同赴汴梁，就献、纳二字进行谈判。

    富弼回京之后，先求见赵祯，说为献、纳二个字双方争执不下，并说契丹主不过乘宋与西夏交战之机，乘机敲竹杠，想搞几个钱罢了。请赵祯不要答应契丹的无理要求。赵祯也同意富弼的意见。

    后来，晏殊从中调解，竟然同意了契丹人的要求，同意将“赔”改用“纳”字。宋、辽两国再签订一新和约：宋每年向契丹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契丹人敲竹杠，如愿以偿，宋廷拿钱买和平，保得宋、辽边境平安无事。

    其实，契丹主宗真上无萧太后燕燕的雄才大略，下无耶律休哥的将才，富弼只是一个文人，据理力争，便煽灭了宗真的嚣张气焰，何必还要费那么多的钱财，低声下气地与他们讲和，其至连献、纳两个带有羞辱性的措辞也不能幸免。宋朝君臣的懦弱、宋朝国势的衰落，也就可见一斑了。

    和议达成之后，赵祯再次命富弼为枢密直学士。富弼恳切地说，增加赔款，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因为本朝正在征讨元昊，无暇与契丹人打仗，所以才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是有愧于朝廷，使朝廷被契丹人勒索了一大笔钱，有损国格，不敢受赏。

    过了不久，赵祯又授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仍然固辞不受，并且上表，奏请赵祯卧薪尝胆，不忘修政。赵祯赞叹富弼的忠心，改授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