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千万不要得罪小人

    和平降临了，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没有了，大宋终于抛掉了压在心头数十年的包袱。虽然有那么一点点不光彩的味道，但和平终究还是可贵的。

    赵恒并不觉得有什么屈辱，还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心情格外地舒畅。

    既然北方战争威胁的警报解除了，那就不用再打仗了，不打仗，就不必要那么多的军队了，因为养兵是很耗钱的。为了节约军费开支，进而减少财政支出。景德二年（1005年）正月，赵恒下令，合并防区，裁减军队，让大批的士兵回家种田，将那些因战争而荒废已久的土地重新开发出来，种上庄稼和经济作物，尽快恢复经济发展。

    在那个农耕的时代，农业绝对是立国之本，赵恒的这一决策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聪明决策。

    宰相毕士安、寇准还奏请通互市，号召流亡在外的百姓回归家园，广储蓄等，并举荐马知节守定州、杨延昭守保州、李允则守雄州、孙全照守镇州，并拟定了一揽子计划，报请赵恒审批。

    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国策，赵恒是求之不得，当然是全盘照批，且还将两位宰相鼓励一番，叫他们多出一些这样的好点子，将国家的经济恢复起来。

    通互市，就是发展对外贸易。

    宋朝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做买卖的，国内贸易不必多说，海外贸易远达阿拉伯各国。以前，宋朝辽邦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两国的边境相互封锁，没有什么来往，更谈不上边贸了。宋、辽休战之后，毕士安奏请通互市，搞双边贸易，这可是宋、辽两国互惠互利的一个英明决策。因为辽在北方，畜牧业发达，他们的战马是宋朝想得到的好东西，而大宋内地盛产粮食，茶叶等农产品都是辽国的紧缺物资。因此，发展宋、辽双边贸易以互通有无，确实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

    此后不久，宋朝先后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置榷场与辽国做生意。

    榷场就是交易市场。景德四年（1007年）又在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置榷场，同西夏做起了买卖。

    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带动了国内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的盛况。从商人数急剧增加，众多富商大贾云集京城，当时商业发展的程度可见一斑。商业繁盛，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也给朝廷带来滚滚财源，商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景德年间仅商税年收入就高达四百五十万贯。

    此时大宋王朝的繁荣，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

    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同毕士安、寇准二位宰相的尽心辅佐是分不开的。

    澶渊之盟签订以后，赵恒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宋廷虽然赔了一些财物，但换来了宋、辽两国边境的和平，在他看来是值得的。因此，他对当时力主亲征的寇准也心存感激，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对寇准是言听计从。

    景德二年（1005年）十月，毕士安病逝，赵恒亲自到灵前哭祭，辍朝五日，赐谥文简。

    寇准性格刚直，很多事情都是毕士安从旁调停，工作才更有起色，澶州一役，政策虽多出自寇准，但也有毕士安相助之功，毕士安的去世，对宋朝是一个损失，对寇准，也少了一个在工作上能互补的好搭档。

    毕士安病逝后，寇准一人独居相位，一切政令多半独断独行。责任大了，做的事情就多了，难免要得罪人，其中就有劝赵恒南逃金陵的王钦若。

    君子可以坦荡相对，小人可是得罪不得，因为小人的花花肠子忒多，他不找你的麻烦就算是万幸，如果你得罪了他，他就会不择手段地缠着你，一直缠到你死为止。

    王钦若就是这种小人。寇准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