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以惊世骇欲的奇论宣传中国传统国粹，攻击西学之弊，单只是和洋女人理论，已经没什么刺激了，于是辜鸿铭决定找个洋大腕，好好大干一场。

    他挑选了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下手，于1906年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给托尔斯泰寄去了他自己用英文写的书：

    一篇是《尊王篇》，另一篇是《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单看这两个标题，不像是两本书，倒像是两篇文章。

    大文豪托尔斯泰收到这两部书之后，隔不久就写了封复信：《致一个中国人的信》。发表在德文版《新自由报》、法文版《欧罗巴邮报》及日方版《大阪每日新闻》上。

    信中说：

    支那近岁中，浮躁之伦，以新党为目标，以为改革支那，不外仿行西法。有言建代议政体者，有言兴陆海军者，有言振西法之商工业者。众议纷嚣，如稠如螗。此非惟浅拙之谈也，抑亦至愚之解。以予所知于支那者论之，此制实与支那民族大相驰背。今举法制、军制、工业诸大端，惟西人之是效，不过使支那农业生活丧失于一旦耳。

    托尔斯泰这封信，翻译得不是太明白，如果再翻译一次的话，那就只有一句话——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清国的和平演变，清国“断不宜取法西人”，应该“保守农业生活，信从儒释道三教，则祸患自消”。

    托尔斯泰要求中国人继续停留在农耕时代，别跟洋人学着向现代文明迈进，这封信不啻一记闷棍，打得同盟会诸人目瞪口呆，尽皆陷入了思想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