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雷迪

    身为印度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的孙子，又做过人类学教授的普拉勃德·库玛尔发现，他家新来的女仆常常一个人沉思，所以他开出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医治良方：让她讲个故事。她一声不响地干活儿，擦洗地面，清洗碗碟，烧饭拖地，干完就静静地去给孩子弄吃的。

    不过，这个二十九岁的姑娘对讲故事并不完全陌生。小时候，贝碧·哈尔德曾经躺在堂姐身边，就像舍赫拉查德王后一样，接连几个晚上讲述她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而她也不乏自己的故事可讲。比如说，母亲在她四岁时离家出走，塞给她一枚十派沙硬币，每次手里摸索着硬币，她满脑子想的都是突然消失的母亲和弟弟的故事，或者是他们一家人在克什米尔的生活—她父亲在那里当过几年兵。即使读历史课本，也会让她不由自主想起母亲的样子—母亲背上绑着一个小孩走了，永远从他们生活里消失了，就像章西女王一样。

    但是普拉勃德交给她的本子和笔让她有种莫名的恐惧。跟无数的原始人类一样，对贝碧·哈尔德来说，故事应该是临睡前随意讲述的东西，就像寓言一样，讲述狡诈或者单纯的动物、国王和王后的故事，远离世俗人心，远离生活里的千头万绪，然而有极大的净化心灵的作用。但是她雇主的建议很不寻常，他说的是：“写下你自己的生活。”写她自己的生活！

    她活得茫然懵懂，生活里充斥着暴力和虐待，晦暗无光，只是不时鼓起勇气绝望挣扎。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好讲的？她跟着退役做司机的父亲走过很多地方，从克什米尔来到穆希达巴德，又到达加坡。先成了个没娘的孩子，不得不忍受暴力成性的父亲和继母，然后又嫁给一个大她十四岁的冷漠残忍的丈夫。直到有一天，她不堪忍受，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了去德里的火车。在德里，她跟全国成千上万逃离贫穷和酗酒的丈夫的女人遭遇一样：做报酬少得可怜的女佣，有时候跟孩子在将近零度的冬夜流落街头。

    但是贝碧习惯了服从，做起了雇主分派给她的任务：每天艰难地写上几页，好像是她一天繁忙工作中的另一件琐事。说起来真是令人汗颜，她已经有二十年没在习字本上写过字，连字怎么拼都忘了。更糟糕的是，连她的孩子也纳闷妈妈为什么要往习字本上写东西，他们反而不用。但是，结果证明普拉勃德的确独具慧眼。文字的魔力开始起作用了。

    普拉勃德生来就与文字打交道，靠文字为生，以文字为乐，所以他懂得文字的价值。实际上，他发现贝碧打扫书上的灰尘时动作特别慢，就立刻提出让她使用他的图书室。她犹豫不决地从书架上拿走的第一本书，是塔斯利玛·娜斯琳的《我的孟加拉少女时代》。再也没有一本书比这本更适合初学了，贝碧就好像在读自己的生活。作者在书里表达了一个生在贫穷社会的女性的愤怒和屈辱。这些压抑已久的情感迫使贝碧登上了通向未知的人生终点的火车，而现在似乎具有了新的意义。

    干完一天的活儿，等孩子睡下，贝碧不停地读。其他如阿夏普娜·黛维、马哈思维塔·德维、布达戴布·古哈的小说也很快成了她阅读的对象。这些书足以刺激贝碧从迟钝和麻木中苏醒过来，但单单是阅读还不能刺激她开始写作。如果普拉勃德这位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涉足写作的作家，以及他的两个好朋友阿施沃克·塞卡萨莉亚和拉米什·葛斯沃米没有鼓励她、督促她，贝碧可能永远都认识不到自己的写作天分。

    （英文译本为《不寻常的一生》）是一册薄薄的小书，从贝碧的童年讲到她在十二岁零十一个月时结婚，猝不及防地步入成人的生活，徒劳地挣扎着，与大字不识、性情冷淡的丈夫勉强维持生活，独自一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直到最终踏上火车，来到了德里附近的法里达巴德。故事最后讲述了她寻找生计的艰辛和意外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