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第三次坐下来读巴维尔的文件。他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导致阅读如此艰难。不过，他还是专心翻看着，从字里行间的意义，到文件中的书信，到手写的墨水痕迹，到手指压过留下的脏处，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时不时地，他会闭上双眼，嘴唇触碰着那些纸张。多么珍贵：纸上的每一处擦痕，对他来说都是珍贵的，他对自己说。

    他还是不太情愿地想到更多。他这种对巴维尔的侵犯中，还有那么点丑陋的东西作祟。他在想到那个孩子的遗作时，实际上有些想歪了。

    对他来说，巴维尔的西伯利亚故事已经被破坏了，也许，它是被马克西莫夫的奚落破坏了。他没法假装那种写作本身并不幼稚，并非是拙劣的模仿。巴维尔赋予故事的生机是那样的少！他简直想拿起笔来替他写，划掉那一大段感伤的教条的段落，再添加些必要的生动笔致。年轻的谢尔盖是个自以为是一本正经的人，需要把他放得远远的，需要使他显得更可笑些，尤其是对他那种身体上的刻板律己。而且，那个乡下姑娘能吸引他的，肯定不是这种关系对夫妻生活的承诺（就他所能预见，他们的夫妻生活无非是就着干面包和萝卜咽下的一顿饭，在光秃秃的木板上睡觉），而是他的态度，让自己做好准备去接受一种神秘命运的态度。那种态度来自何方？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然，不会仅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自福音，来自耶稣———是对耶稣的暗暗模仿，然后又像无神论者涅恰耶夫那样误解滥用，最终形成一套准则指引他去完成杀人的使命。脚跟后面跟着一群猪的风笛手。“她会为他做任何事的，”马特廖莎谈到那个猪姑娘卡特丽时说。做任何事情，容忍羞辱，容忍死亡。所有的羞耻都烟消云散，所有的自尊都烟消云散。在拉法伊女帽工场的屋子里，涅恰耶夫和他的女人们都做了些什么？还有，马特廖娜———她正在为成为后宫一员而梳洗打扮吗？

    他合上巴维尔的手稿，把它们推到一边。一旦他要开始写，他不由自主地就会对此产生厌恶。

    还有那些日记。他粗粗翻了一遍，头一次发现上面留有铅笔画下的审查记号。那些整齐的小勾不是出自巴维尔的手笔，因此只能是出自马克西莫夫的手笔。他们想要把这些东西送给谁看？也许是抄写员。可是，在他目前的处境下，他顾不了那么多，他只能把这些当成是给自己的指令。

    “今天见到A.，”他读着日记开始打勾的地方，时间是1861年11月11日，几乎正好是一年以前。11月14日：一个神秘“A.”。11月20日：“A.在安东诺夫家里。”每一处提到“A.”的地方，旁边都打了一个小勾。

    他把日记往前翻了翻。“A.”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6月6日，除此之外，打勾的地方还有5月14日，日记开始的地方：“和……长谈”，那旁边打了勾和问号。

    1869年9月14日，巴维尔死前的一个月：“故事概略（从A.那里得来的思路）。一扇锁着的门，我们站在门外敲打着，呐喊着想要进去。每隔几天，门就会打开一条缝隙，我们中的一个就被卫兵叫进去。被选中的人要放弃所有，甚至被剥掉身上的衣服。他变成一个仆人，学会了鞠躬，低声下气地说话。他们选择那些最温良最易驯服的人做仆人。对强壮的人，他们会把大门关上。

    “主题：在仆人当中传播那种精神。最初是低声抱怨，后来是怒火冲天，挣脱反抗，最终，手拉手联合起来，发出复仇的誓言。和一个祖父般头发花白忠心耿耿的老家奴战斗一番，连同那枝形吊灯，一起给它们‘来个稀巴烂’（就像他所说的），再放火烧掉窗帘。”

    胡思乱想，一个寓言，压根就不是故事。里面没有生活，没有中心，没有精神。

    1869年7月6日：“为我的命名日（晚了），斯尼特金娜信里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