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地睡得很不踏实。早晨，他头发凌乱，身上散发着气味，去盥洗室时，遇到了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她扎着头巾，穿着一双大靴子，像是市场上的女售货员。她诧异地打量着他。“我睡着了，我很疲倦，”他解释说。可是问题不在那儿。问题在他仍旧穿着那套白衣服。

    “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离开之前想住在巴维尔的房间里，”他接着说。“要不了几天。”

    “我们现在不能谈这件事，我很匆忙，”她回答说。她显然不喜欢这个想法。也没有表示同意。不过他已经付了房租，她毫无办法。

    整个上午，他都坐在儿子房间里的桌前，双手捧着头。他不能假装在写东西。他的心思转到巴维尔死亡的那一刻。他不能忍受的想法是，巴维尔坠落时的最后一刹那，知道什么都救不了他，他必死无疑。必死无疑的确定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他要让自己相信，由于坠落时的措手不及和慌乱，由于心理在不能承受的极大痛苦面前会产生某种自我麻醉的作用，巴维尔也许没有感受到那种可怕的确定性和痛苦。他衷心希望情况是这样的。同时，他知道他之所以希望，是一种自我麻醉，免得想到巴维尔在坠落时心里十分清楚。

    这种时候，他分不清巴维尔和他自己。他们是同一个人，而那个人多多少少无非是个念头而已，巴维尔借他的身体想这个念头，而他则借巴维尔的身体来想。这个念头让巴维尔永远活着，一直处于坠落之中。

    他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死了。他想：只要我还活着，就让我一个人知道！不管需要多么大的意志力，让我充当那个穿过空中的有思想的动物吧！

    他坐在桌前，闭上眼睛，握紧拳头，使劲不让巴维尔知道自己死了。他觉得自己是罗马巴尔贝利尼广场上的特里同塑像，嘴巴前的螺号不断喷出一股晶莹的泉水。他不分昼夜，把生命吹入水中。青铜铸的脖子上的筋腱由于使劲而暴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