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开始尝试那种滋味了。那种滋味如同苦胆。”

    这是最后一句话。书中的主角陀思妥耶夫斯基坐在继子巴维尔生前租住的公寓里，开始了小说《群魔》的写作和主人公斯塔夫罗金的创造。“斯塔夫罗金”也成为库切的最后一章。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错综复杂的互文关系，当小说的叙述似乎要进入到一个戏剧性的结论时，库切先生却从这个可能性的沸点上撤退，重回主角陀思妥耶夫斯基迷宫似的心灵世界，让他的人物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去，发出自己饱满的声音，形成充满张力的对话关系。这不禁让人想起库切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讲：《他和他的人》。库切毕竟是库切,连他写的受奖词也与众不同。在这篇受奖词中,他把笛福及其作品中的人物鲁滨逊、礼拜五进行衍化,衍生出一幅亦真亦幻的图画，同样充满互文的张力。

    1869年10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彼得堡秣市，也就是中著名的干草街，调查继子巴维尔之死。库切在中，如此这般地设计陀思妥耶夫斯基1869年秋冬的彼得堡生活，让他笔下的大作家走入其作品《群魔》的场景。最终，所有生者的体验都在一场煎熬和受难中转变为写作中的元素：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然后是库切的，最后形成了双重的“他”和“他的人”的对话奇景。

    事实上，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第二位夫人安娜婚后不久，为躲避债务和官司，远走他国，直到1871年才回到彼得堡。这个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人过中年，饱受癫痫折磨，负债累累，但长期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使他能够全神贯注于冥思遐想，他内心一直存在的基督徒精神得到了不寻常的展现。他的友人斯特拉霍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国外度过的这四年是他一生最好的时期，就是说，是带给他深刻的思想和感情的时期。”显现在中的，是他的关于救赎的弥赛亚情结，早年的革命激情和革命冲动已经消隐，对涅恰耶夫及其极端革命和无原则的恐怖主义主张，持的是厌恶的情感和对立的立场。

    库切的设计也许源于这样的理由：1869年俄国发生了以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为首的人民惩治会内部的暗杀事件，帝国警察围剿涅恰耶夫分子；当时在德累斯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报纸上读到了这则消息，开始构思以父与子两代革命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群魔》，在这个背景上，涅恰耶夫成为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被暗杀的伊万诺夫就是大学生沙托夫的原型，1871年起《群魔》在《俄国导报》上连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世界的某种释义，尤其是对他创作《群魔》的释义。

    巴维尔是小说的焦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而和涅恰耶夫、警察、女房东、女房东的女儿、伊万诺夫有了种种关联，发出各自平行的声音。事实上，所有这些人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女房东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和她的早熟的女儿，两人都显得多变和难以把握，并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身体和心理上的慰藉；警察代表马克西莫夫，带着理性和高压政治的混合特性；暴烈的无政府主义者涅恰耶夫，他既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狂乱的青年时代的影子，也是去世的继子巴维尔的具体化人物。

    在另一个向度上，库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人和其他作品的人物也邀请到1869年的彼得堡，让他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地下室”、“火”等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话语的场景里，参与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中去。小说中，库切多采用现在进行时，并用他（he）来叙述，形成作品中的共时性。情节在共时性的作用下，使人物的自由行动处在一种关键时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库切让自己的主人公承受特殊的精神折磨，以此逼迫主人公把达到极度紧张的自我意识讲出来。正如巴赫金说的，陀思妥耶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