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肩后的天空。她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来自陌生地方的过路人，经过不能说是愉快的短暂的访问后，她现在要回家了。“再见。”我说。“再见。”她说。声音呆板而不带一丝生气，我也一样。我向山坡下面走去，到山脚时，他们已经拿掉她手里的拐杖，把她扶上一匹小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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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人们都能感觉到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了。空气如此柔和宜人；小小的绿草尖芽开始冒出地面；成群的沙漠鹌鹑在我们面前追逐着。如果我们现在出行，而不是两周前的话，行程就会快得多，也不会冒那么大的生命危险了。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晚些时日动身，能不能赶巧碰上那些野蛮人呢？我肯定，就是那一天，他们在忙着折叠帐篷、把东西搬上大车，赶着牲畜要开始他们的春季迁徙了。冒那样的风险看来没错，尽管我知道跟去的那些人在责怪我。（冬天带我们出门！我可以想像他们这样抱怨。“我们本来肯定不会答应的！”一旦他们意识到并非如我暗示的那样去野蛮人那里完成什么特殊使命，而只是护送一个女人，一个离队的野蛮人囚犯、一个排不上号的人物，行政长官的娘儿们，他们一准是这么嘀咕，不是吗？）

    我们尽可能顺着来时的路线走，根据我仔细盘算的星辰方位返回。风吹拂着后背，天气暖和一点了，马匹的负重也轻了，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照说肯定会比来时走得快。但第一个晚上宿营时却出了岔子。我被他们叫到篝火边，那个年轻士兵手捂着脸垂头丧气地坐在一边。他脱了靴子，脚布散开着。

    “瞧他的脚，先生。”向导说。

    他的脚红肿发炎了。“怎么回事？”我问这孩子。他举起脚给我看粘满了血和脓的脚后跟。从包脚布上我就闻到了一股腐肉的臭味。

    “你脚上这样子有多长时间了？”我喝问。他埋下脸。“你干吗什么都不说？难道我没告诉过你脚掌必须保持干净，每隔一天就要换下包脚布洗洗脚，而且要用油膏涂到水泡上用绷带把伤处包好吗？我这样告诫你们是有道理的！现在你脚这副样子怎么走路呢？”这男孩一句话都不说。“他不想拖累大家。”他的同伴悄声说。

    “他不想拖累我们大家，但现在我们要用大车把他一路拉回去了！”我喊道，“烧开水，把他的脚洗干净包起来！”

    我这样吩咐是对的。第二天早上，他们试着帮他穿上靴子时小伙子痛得难以忍受。只能用绷带扎住，把他的脚包进一个袋子里扎紧，这样他才能一瘸一拐地踏出几步。当然大部分路程他得骑马。

    这趟旅途结束时我们将如释重负。彼此在相处中都已经有点厌烦了。

    第四天，我们奋力穿越一处古老潟湖干涸的湖床，顺着东南方向走了几英里，随后来到我们以前挖的水井，周围还有一簇光秃秃的杨树枝。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天，煎了剩下的一块油糕，把最后一锅豆子煮成糊糊。积聚精力去对付最后一段也是最艰苦的行程。

    我总是独自一人。那几个人在低声说话，我走近时他们马上沉默了。还没到家就开始的兴奋已经在艰苦的旅途上消耗掉了，不仅因为它的高潮已是如此令人失望——沙漠中与野蛮人的交涉谈判后紧接着便是按原路折回——而且，当初那女孩在场对男人们是一种性别激励，使他们暗中较劲儿，但现在这种激励已不存在，他们情绪低落变得阴郁易怒，有意无意地处处找茬：他们抱怨我带他们走的这一趟鲁莽无益的旅途；厌憎那些不听使唤的马匹；又嫌他们同伙那只烂脚拖延了大家的行程；甚至对自己也是一肚子的怨天尤人。我率先把自己的铺盖搬出帐篷，睡到星光底下的篝火旁，宁愿在外面受冻也不想在帐篷里和三个闷闷不乐的人一起忍受那种令人窒息的暖意。第二天晚上，没人打理帐篷，大家都在野地里露宿。

    到第七天，我们已经艰难地走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