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她能马上提出证据来，证实她的话，似乎也是不自然的）。有时候，她是看电影去了，还有电影票票根可以证明，有时候，她又是上她姐姐那儿去了——我认为她就是在她姐姐那儿和派尔会面的。那些日子里，我十分野蛮地和她作爱，就像我恨她似的，但是我恨的其实是未来。寂寞躺在我的床上，我每晚把寂寞搂在怀里。她并没有变心：她替我做饭菜，替我烧鸦片烟，温柔可爱地躺下来，供我寻欢作乐（不过那已经不再是乐趣了）。就像早期我要她的心灵那样，现在我要看明白她的思想，但是她的思想却隐藏在一种我不会说的语言里。我不想盘问她。我不想逼她撒谎（只要她还没有公开撒谎，我就可以假装我们彼此全都没有变，还和早先一样），然而，我的忧虑会突然一下忍不住，替我问道：quot;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到派尔的？quot;

    她踌躇了一下——或许她是当真在回想吗？quot;就是我们一块儿来到门口的那次，quot;她说。

    我开始——几乎不自觉地——低毁美国的一切事物。我的讲话里尽是说美国文学的贫乏，美国政界的丑闻重重以及美国儿童的禽兽般粗野，仿佛她就要给一个国家，而不是给一个男人夺走似的。美国所能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我的法国朋友本来跟我一样，对美国也很有反感，但是就连对他们，我一谈到美国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感到厌烦，好像我已经给人家出卖了，不过一个人是不会被敌人出卖的。

    就在这时候，自行车炸弹事件发生了。那天，我从帝国酒吧回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是看电影去了，还是跟她姐姐待在一块儿？），我发现房门下边有谁塞了一张便笺进来。是多明格斯写的。他因为人还不舒服，向我表示歉意，同时请我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到夏内尔大道路口那家大商店门外去。是周先生请他写信通知我的，不过我猜想，说是杭先生请我上那儿去，更接近事实一点儿。

    这整个事情，最终只值得写一段电讯稿，而且是一段幽默可笑的稿件。它跟北方那场激烈可悲的战争并没有什么关系，跟发艳那些河道里塞满了灰色的、死了许多天的尸体的运河，跟迫击炮的轰击，跟凝固汽油弹的白色耀眼的闪光全都没有关系。

    我在一个花摊旁等了大约一刻钟，才有一辆载满警察的大卡车从卡蒂纳街保安总局开来，吱嘎一声骤然停下，警察们急匆匆地下车，向商店奔来，仿佛是来镇压一群暴民，但是并没有暴民聚集在那儿——只有一排自行车排列成一行停在那儿。

    西贡的每一座大楼外都停有一大排自行车——西方的任何一座大学城都没有这么许多骑自行车的人。我还没来得及把摄影机调节好，这场滑稽可笑而又莫名其妙的行动早已成功了。警察们冲进那一大排自行车行列里，高高举起三辆自行车，搬上大街，扔进那个装点性的喷水池里。我正想拦住一名警察问问，他们已经又全爬上了卡车，沿博纳尔大街快速驶去。

    quot;自行车战役，quot;有个人声说。原来是杭先生。

    quot;这是怎么一回事？quot;我问。quot;演习吗？目的是什么呢？quot;

    quot;再等一会儿，quot;杭先生说。

    有几个闲人开始走近喷水池边，一只车轮像浮筒那样露出水面，仿佛警告来往船只，水下有沉船，得避开似的：一个警察走过街，一边嚷着，一边挥手。

    quot;咱们过去看看，quot;我说。

    quot;最好别过去，quot;杭先生说，接着又看了看表。那会儿是十一点过四分。

    quot;你的表快了。quot;我说。

    quot;它总是快。quot;就在这当儿，人行道那边的喷水池突然爆炸起来。一小块装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