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于一九三九年爆发的时候，当美国于一九四一年参战的时候，维托·考利昂老头子的世界仍然处于和平、有秩序的状态，充分准备着同美国的其他工业部门，在平等的条件下共同收获金色的果实。考利昂家族插手向黑市供应国家物价管理局的食品印花、汽油印花，甚至旅游优先证。这个家族还可以帮助那些因得不到政府合同，因此就得不到原料供应的各被服公司搞到军方合同，同时又帮助他们搞到黑市原料。他甚至还能够给自己组织内部应征的全体青年弄到免役证，使他们不到海外去打仗。他是在医生的协助之下做到的，医生出点子，在体检之前先吃些什么药。另一种办法是把青年人安插在军事工业部门的免役岗位上。

    因此，老头子有理由对自己的统治感到自豪。他那个世界对宣誓忠于他的人来说时安乐窝。他那个世界以外的那些相信法律和秩序的人们在成百万地死去。但美中不足的是他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考利昂拒绝走后门，志愿为自己的国家去服役。使老头子感到诧异的是，他组织里面的另外几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其中有一个小伙子试图向他的司令解释清楚，说：

    “这个国家一直待我很好。”

    这，本来可能使这些青年要倒大霉。但是，他既然已经原谅了自己的儿子，他也就必须原谅别的年轻人，尽管这些年轻人错误地理解了他们对老头子和对他们自己的义务。

    在第二世界大战结束时，考利昂老头子认识到他不得不再一次改变策略，不得不使自己更加适应外部世界的情况变化。他相信他自己能够在利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抱这种信念也是有理由的。使他走向正确道路的，是他体验过的两桩个人遭遇。在他的事业开始的初期，当时还很年轻的纳佐林也还只是一个烤面包师傅的助手，正计划着要结婚，前来要求他帮助。纳佐林同他未来的新娘（一个端庄的意大利姑娘）共同存了些钱，向家具批发商预付了三百美元。这个批发商让他们任意挑选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摆在漂亮而朴实的卧室里的两个装有镜子的衣柜，加上各种灯具，还有起居室需要的一套垫得很厚的沙发和扶手椅，上面蒙的是鲜艳的金钱花布。纳佐林同他的未婚妻花了整天时间在堆满家具的巨大的仓库里，高高兴兴地挑选他们中意的东西。批发商收了钱，他们的三百美元血汗钱揣进了批发商的口袋，他答应把挑选好的家具于本周内送到他俩已经租好了的一套房子里。

    恰巧就在那一周，家具公司破产了。堆满了家具的巨大的仓库查封了，东西全给债主抵债。批发商躲开了，债主们对着空气发脾气吧，纳佐林，也是这样的债主之一，去找律师。

    律师告诉他说，若法院作了判决，所有的债主都能得到钱，不然，毫无别的办法可想。也许需要三年，到时候纳佐林的每一美元能收回十美分，还算是幸运的。

    维托·考利昂以感兴趣但不相信的心情听完了这个故事，法律竟会允许这种抢劫行径，这是不可能的。那个批发商有宫殿似的豪华住宅，在长岛有房地产，还有一辆豪华汽车，而且还在供自己的几个孩子上大学。他怎么能够把贫穷的面包师傅的三百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又不把家具交给人家？为了把事情搞清楚，维托·考利昂叫劲科·阿班旦杜带着代表“劲科纯净”公司的律师们去了解一下。

    了解的结果证实了纳佐林的故事。那个批发商把自己全部财产早就登记在他老婆的名下了。他那个家具店是个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他个人对公司没有法律责任。他明明打算申报破产，却收了纳佐林的钱，这表明他不讲信义，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司空见惯的。根据法律，这是毫无办法的。

    当然罗，在老头子手里，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地处理妥贴了。考利昂老头子派他的参谋劲科·阿班旦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