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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多欢少的结局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真相大白后,剩下的就是结案量刑的问题。对于犯人、证人还好说,对于之前历次承审官员的处理就是个难题了。尤其是杨昌浚、胡瑞澜这样的一品大员,身后还有湘军做靠山,要下决心查办,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说之前的党争还只是潮流暗涌的话,随着案情的明朗,朝中大臣很快就分成了两派,派系争斗公开化了。

    一派以大学士翁同龢,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张家骧为首,主张对浙江承审官员严惩不贷。这一派多是浙江、江苏人,称为江浙派。又因为大多是文臣谏官,因而被称为朝议派。

    另一派则认为刑部审验不足为凭,应该维持杨昌浚、胡瑞澜原判。这一派以湖南、湖北籍大臣居多,称两湖派。因掌握地方实权,又称为实力派。不过他们的首脑人物,并非两湖人士,而是贵州平远人丁宝桢。

    丁宝桢的出现十分富有戏剧性。他当时任四川总督,刚好回京城办事,听说刑部在海会寺当众开棺验尸后,立即气势汹汹地赶去刑部,斥责刑部尚书桑春荣老耄糊涂,说葛品连已经埋到地下三年,毒气早已消失,不能凭尸骨呈现黄色就认定不是中毒死亡,而是应该维持杨昌浚原判。还大发雷霆地说:“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也没有人肯为皇上出力办事了。”当时桑春荣已经写好了参革各承审大员的奏疏,丁宝桢声色俱厉的态度当即就把他吓坏了,竟然当场答应先压下奏疏,慎重研究后再说。

    丁宝桢声名鹊起、令天下人刮目相看是在同治八年(1869)。那一年的七月,慈禧太后派亲信太监安德海出京,被当时还是山东巡抚的丁宝桢抓住后就地正法。因为这一件事,京官都十分畏惧丁宝桢。更有一种传说广为流传,说在背后支持丁宝桢的就是恭亲王奕䜣和慈安太后。正因为如此,丁宝桢大闹刑部的直接介入令杨乃武小白菜结案的局面更加复杂化,此时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朝廷与湘军军事集团之间的争斗那么简单,传说恭亲王奕䜣和慈安太后均有意趁此机会打压慈禧太后,所以丁宝桢才气焰极盛。

    正因为涉及种种势力,慈禧太后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无论偏袒哪派,另一派都不会答应。就在这位帝国的最高执政者犹豫不决的时候,都察院御史王昕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著名的《奏杨乃武葛毕氏冤案折》。奏折全文如下:伏读本月(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上谕:刑部奏承审要案复验明确一折,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连身死一案,该县原验葛品连尸身系属限毒殒命,现经该部复验,委系无毒因病身死,所有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着即行革职,即着刑部提集案证,讯明有无故勘情弊,及葛品连何病致死,葛毕氏等因何诬认各节,按律定拟具奏。钦此。仰见我皇上钦恤用刑,慎重民命之至意。臣愚以为期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驱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详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己为。

    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连委系因病身亡,则其原定供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亡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以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浚、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为此也。胡瑞澜承审此案,熬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狂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聪,其心尤不可问。而杨昌浚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取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复知有朝廷乎?臣揆胡瑞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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