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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成冤
杭州城,直接赶往南乡詹耀昌家祭奠。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监生吴玉琨(詹耀昌的干兄弟)、沈兆行、孙殿宽等人。此后,杨乃武一直呆在岳父家。十月初五举行詹善政的过继礼时,在场的杨乃武、吴玉琨、沈兆行、孙殿宽、杨乃武的堂兄杨恭治等人都在过继书中画押作证。直到十月初六,杨乃武才返回余杭家中。正因为有许多人证,杨乃武有恃无恐,他坚信刘锡彤的诬赖根本无法得逞。

    另一边,刘锡彤也在积极行动,十月十二号一早,他便将连夜写好的呈文送报杭州知府陈鲁,称杨乃武涉嫌通奸谋毒,要求革去其举人身份。按照清朝制度,革去功名需由巡抚上报朝廷具题。陈鲁与刘锡彤关系密切,见刘锡彤一再强调事关重大,也极为重视,立即呈报给浙江巡抚杨昌浚,再由杨昌浚向朝廷具题。吏部接受具题后,研究是否批准革去杨乃武举人时,同治皇帝知道了此事。这位皇帝自登上皇位那一天起,便一直生活在其母慈禧太后的阴影下,处处受到掣肘。不过他有一位很好的皇后阿鲁特氏,帝后感情很深,因而最恨奸夫淫妇这类的事,便亲笔在杨昌浚的具题上批道:“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

    在批文下达前,监生吴玉琨、詹善政等人联名向刘锡彤递交了公禀呈词,联合证明杨乃武十月初五人在南乡,根本不可能当面交给小白菜砒霜。刘锡彤便安排杨乃武与小白菜当面对质。小白菜害怕受刑,一口咬定原供属实。杨乃武当场破口大骂,怒斥小白菜信口雌黄。小白菜默然低头,内心无限愧疚。由于革除杨乃武功名的批文还没有到达,刘锡彤不便对杨乃武用刑,但认为根据小白菜的供词已经开始定案,便当场判定吴玉琨等人是作假证以为杨乃武开脱,只将结果详报上司杭州知府陈鲁。

    十月二十日,刘锡彤将人犯杨乃武、小白菜,人证喻氏、王氏、詹彩凤等及相关卷宗解押到杭州城,但却有意扣押了吴玉琨等人递交的杨乃武十月初五不在余杭的证词,没有上交。不但如此,刘锡彤还亲自赶到杭州,上下活动,将小白菜“十月初五日杨乃武亲自交给我砒霜”的供词改成了十月初三。

    杭州知府陈鲁是靠军功起家,最看不起文人,认为他们只会吟风弄月、聒噪惹事。对于杨乃武之名,他也早有所闻,据说此人恃才傲物,好议短长,且惯作谤诗,毁谤官府,还曾经在仓前镇率领粮户闹粮,因而他一开始就对杨乃武印象极坏。刚好此时,朝廷革除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批复已到,陈鲁一开始审讯,不问其他人,先逼取杨乃武的口供。杨乃武依旧傲气十足,拒不招供,陈鲁便命人对其严刑拷打。凡是杭州府有的酷刑都使出来了,如杖打、上夹棍、跪钉板、跪火砖、吊天平架等等。杨乃武本来恨极小白菜攀诬自己,在刑讯中几次死去活来后,才对小白菜的处境有了刻骨的体验。在那样的折磨下,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只求速死。最终,他如同小白菜一样,也没能熬住酷刑,被迫诬服招供。

    涉案的两名犯人均已经招供,剩下就是追查毒药的来源——杨乃武是在哪里买的砒霜。杨乃武从来没有买过砒霜,根本无从回答,但被拷打得急了,突然想起来曾经见到仓前镇有一家“钱记爱仁堂”药铺,便供认说:“十月初三,我假称要毒老鼠,花了四十文钱在钱记爱仁堂铺内买了红砒,交给了葛毕氏(小白菜)。”陈鲁又问药铺老板叫什么,杨乃武信口答道:“钱宝生。”于是陈鲁派刘锡彤到仓前镇缉捕“钱记爱仁堂”药铺的老板“钱宝生”,以获取罪证。

    十月二十七日,刘锡彤回到余杭,没有直接派人去仓前镇“钱记爱仁堂”找“钱宝生”,而是先找来训导章濬(章纶香)商议如何应付。可见他内心已经知道“钱宝生”不过是杨乃武为了避免受刑随口捏造出来的名字。章濬素来厌恶杨乃武,当即向刘锡彤献计,由他先写信通知“钱宝生”,要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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