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的狭窄街道，一路发出钢铁摩擦的轧轧声，拐弯处尤其刺耳。奥列格抓住电车吊环，弯下身来，想看看窗外有些什么。但这一带没有草木，没有林荫道，只有铺着石头的路和墙面褪色的房屋。闪过一张日场露天电影的海报。看看那是怎么放映的倒挺有意思，但不知为什么，他对世上的新奇事物已没有什么兴趣。

    14年的孤独生活他挺了过来，以此而感到骄傲。但他不知道，像这样若即若离的状态半年下来会意味着什么……

    他认出自己要到的那一站，便下了车。从这里得沿着乏味的工厂区的一条没有树木、晒得发烫的宽阔大街步行三，500米左右。马路上不断有卡车和拖拉机来来往往，轰隆作响，而人行道顺着长长的砖墙延伸，然后跨过工厂的铁路轨道，接下来跨过一条煤渣路堤，经过一片挖了好多坑的空地，再次跨过铁轨，往前又是沿着墙边，最后终于见到几排单层木棚。这些棚子的正式名称是“临时民房”，可是它们已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历史了。现在，尽管不像一月份科斯托格洛托夫第一次来找监督处时那样，雨下个不停，泥泞不堪，但终究是一段漫长而又令人泄气的路程，也很难让人相信，这条街跟那些环形林荫路、粗壮的橡树、挺拔的白杨和堪称奇观的红杏花开竟在同一个城市里。

    无论他怎样压抑自己的感情，说应该那样，那样才对，那样才好，事后仍然会更为猛烈地进发出来。

    主宰全市所有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如此神秘地设立在郊区究竟用意何在？瞧，反正它就在此地，在这些棚屋、泥泞的通道、玻璃打破后用胶合板钉死的窗户和到处都挂满了晾晒的床单和衣衫中间。

    奥列格想起了那位连上班时间人也不在的监督官可惜的面部表情，想起当时他在这里接待自己的情形，此时，到了监督处木棚的走廊里，奥列格放慢了脚步，让自己也摆出一副独立不羁、成竹在胸的面孔。科斯托格洛托夫从来不许自己向看守们露出笑脸，即使对方向他微笑。他认为有责任提醒他们，自己什么也没有忘记。

    他敲了敲门，走了进去。第一间屋子半明不暗，空无所有：只有两条瘸腿的长凳和栏杆后面的一张桌子——当地的流放人员每月两次的注册圣典想必就在这里进行。

    此时，这里什么人也没有，而里边牌子上写着“监督处”的一扇门敞开着。奥列格走过去往里面张望了一下，严肃地问道：

    “可以进吗？”

    “请进，请进，”一个十分亲切的声音表示欢迎他。

    怎么回事？奥列格有生以来从未听见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他进去了。在整个光亮的房间里只有监督官一人坐在办公桌旁。但这不是先前那个表情严肃让人琢磨不透的蠢货，而是面相和善、甚至书生气十足的亚美尼亚人坐在那里。此人一点架子也不摆，穿的也不是制服，而是一套颇为讲究的便装，显得跟这棚屋不大协调。这位亚美尼亚人如此和蔼地打量着奥列格，仿佛自己的工作是摊派戏票，并且欢迎奥列格这位好主顾的到来。

    在劳改营里待过之后，奥列格不可能对亚美尼亚人抱有太大的好感：在那里，亚美尼亚人为数不多，但相互拖成一团，总是占据存物处、面包房之类的好差使，有些差使甚至可说是肥缺。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罪他们：这些个劳改营不是他们发明的，这西伯利亚不是他们创造的，凭什么道理要他们不互相庇护，不做交易，成天用十字稿去刨士？

    看到办公桌旁这位对他满面笑迎的亚美尼亚人，奥列格想到的正是亚美尼亚人不打官腔、讲究实际的特点，心头马上感到一种温暖。

    监督官尽管很胖，听到奥列格报出了姓名并说明是临时登记注册，却马上从座位上利索地站起来，开始在一只柜子里翻查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