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是这样的呢？既然你喜欢养蜜蜂，何必把自己最好的年华耗费在别的事情上？……好吧，柳多奇卡，您想坐哪儿？”他问头发有点花白、上了年纪的东佐娃。接着就自己代她作出了决定：“瞧，坐在这把圈椅里您会感到很舒适。”

    “我并不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一会儿就走，”东佐娃嘴上这样说，但已深深地坐进那把柔软的圈椅，而且立刻感到放心，甚至可说是确信待会儿在这里作出的决定必定是上策。经常性负责的重担，作为一个头头的重担，必须为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的重担——这一切还在走廊里的衣帽架旁就已经从她肩上卸下，等她坐到这把圈椅里的时候，就彻底被丢在脑后了。她怀着轻松的心情缓缓地环视这间她所熟悉的书房，看到屋角一只旧的大理石洗手盆而深受感动，那不是新式的盥水盆，而是下面放着水桶的洗手盆，但全都被罩了起来，非常清洁。

    她直接望了望奥列先科夫，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还健在，会替她分担一切忧愁。奥列先科夫还站着。他站得笔直，没有一点腰弯背驼的倾向，肩膀和头部的姿势还是显得那样硬朗。他看上去永远是那么信心十足，仿佛他的使命就是给别人治病，而自己绝对不会生病。从他下巴的正中垂下一给修剪齐整的疏朗银须。他还没有谢顶，甚至须眉也未全白，分梳两边的头发还算光滑，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脸属于不为任何感情动容的一种类型，五官始终各就各位。只有向上拱曲的眉毛通过微乎其微的位置变动显示出感情起伏的整个幅度。

    “对不起，柳多奇卡，我就坐在这写字台前。不要把这看成是正式的接待。只不过我是在这个地方坐惯了。”

    要是没有坐惯，才是不可思议的！当年几乎每天都有病人到他这间书房里来，后来人少了些，但直到今天还有；他们有时会在这里坐上很久，跟医生进行有关前途命运的痛苦交谈。在这种迂回曲折的谈话过程中，不知为什么可以使你终生难忘铺在深褐色橡木边框中央的绿色台呢，或一柄古老的裁纸木刀，或一根医用的镀镍金属棒（用于检查咽喉）、一只带钢盖的墨水缸，或杯中冷却了的、颜色深得像波尔多葡萄酒的浓茶。医生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有时需要让病人摆脱他的视线而稍加思考，就站起来向洗手盆或书架那边走去。一般说来，奥列先科夫医生的一双始终聚精会神的眼睛非必要时从不把视线移开去看旁边，从不垂向桌上的文件，它们从不浪费准备用于观察病人或交谈者的每一分钟。这双眼睛是主要的仪器，奥列先科夫医生就是通过这双眼睛了解病人和学生的情况，并把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传达给他们的。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一生受过许多迫害：1902年因参加革命活动（当时他同其他几个大学生一起坐过一个星期的班房）；后来因为他那已经去世了的父亲是个神甫；后来又因为他本人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当过沙皇军队的旅军医，而且不仅仅是个军医，据证人肯定，在那个团仓皇溃退的时刻，他曾跃上战马，扭转败局，率领那个团重新投入这场帝国主义大混战，与德国工人为敌。然而，在所有这些迫害之中奥列先科夫遭到持续最久、最难忍受的迫害，却是因为他坚持私人开业行医的权利，而这项职业处处被禁，愈禁愈严，被认为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来源，是非劳动行业，无时无处不在滋生着资产阶级。有好几年他不得不摘下行医的招牌，不管登门求医的人如何恳求，不管病情多么严重，一律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邻近已被安插了自愿的或受雇的财政局密探，加上病人本人也难免会说出去——这可能导致医生丧失一切工作乃至住所。

    而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偏偏最珍视私人行医的权利。要是门上缺少这块镌率的铜牌，他就像冒名顶替似地过着木合法的生活。他奉行的是绝不谋取副博士或博士学位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