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为了马伊卡的事，他们给我添了多少麻烦！而为了拉夫里克，岂不也是这样？”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擦了擦眼镜：

    “如果是在我当校长的时代，那还可以理解。当时，教书的都是异己分子，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而我们的直接任务就是使他们就范。可是现在，现在我们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了吧！”

    “对，你听我说！所以我认为把你转到莫斯科去不会有多大问题，走走门路，总可以找到理由。况且，阿雷莫夫已经跟他们说妥了，让他们在那边设法把你安置在一个较为满意的地方。怎么样？……等打了第三针再说，好吗？”

    他们就这样商定了明确的计划，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心里也感到轻松些了。总不能在这个散发霉味的窟窿里乖乖地等死！鲁萨诺夫一家一辈子都是积极主动、讲究实干的人，只有在发挥主动精神的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才能保持平衡。

    今天他们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只要能在这里跟妻子多坐一会儿而不回到病房里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会感到幸福。他觉得有点儿冷，因为外面的门经常打开；卡皮托列娜·马特维耶夫娜便把自己肩上的披巾从大衣里边抽出来，把他裹上。长椅上坐在他们旁边的人正好也都干干净净、很有教养。因此，不妨多坐一会。

    他们不慌不忙地逐一讨论生活中由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生病而中断了的各种问题。只有悬在他们头上的一件主要的事情他们加以回避：病情恶化的结局。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结局，他们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案，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做不出任何解释。他们对这种结局毫无思想准备，仅仅根据这一点来说，就不会出现这种结局。（诚然，妻子头脑里有时也闪过一些想法，比如，万一丈夫死了，财产和住房的分配方案，但是他俩如此受到乐观主义精神的熏陶，心里都觉得宁愿让这些事情处于糊里糊涂的状态，也比大伤脑筋预先安排或者立下什么悲观失望的遗嘱为好。）

    他们谈到了工业管理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前年从工厂的特殊部门调到那里去的）的同事所打来的电话，表示的慰问和祝愿。（当然，他并不亲自去抓工业问题，因为他没有那方面的专门知识，工业问题相应地由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去管，而鲁萨诺夫的任务则是专门负责对这些人进行监督。她的下属都爱戴他，此时得知他们关心他的病情，他感到得意。

    他们也谈到关于他拿退休金的打算。不知怎么回事，他虽然长期处在相当显要的岗位上，工作中也没出过差错，可显然还实现不了自己毕生的理想——领取特种退休金。就连在数额和起始期上有些优待的那种机关干部退休金也没有他的份，原因是U39年他没能响应号召穿上肃反工作人员的服装。可惜啊，不过从最近两年不怎么稳定的局势来看，也并不可惜。也许，安宁更可贵。

    他们也谈到近年来人们愈益明显表现出想改善生活的普遍愿望——穿得好些，住得舒适些，有较好的家具等等。谈到这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说，如果对丈夫的治疗进展顺利，正如事先向他们指出的那样需要拖上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夫，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把他们的住房整修一下，倒也合适。浴室里的一条管子早就该移动一下了，厨房里的泄水盆得换个地方，厕所的墙壁需要贴上瓷砖，而饭厅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必须重新加以油漆：改换色调（她已经考虑过选择什么色调），并且一定要有金色的滚边，现在这很时髦。对这一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不反对，但马上出现了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虽然工人是按国家的派工单派来的，他们凭单子领取报酬，可他们还必定向住户勒索（不是要求，而硬是勒索）额外的钱。这并不是说舍不得钱（不过，也可以说是舍不得！），而是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令人气恼的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