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可以看到她们胸前或腰下的内衣。然而这种情形在他心里总是引起痛苦的感觉。

    所以他在女人面前总是垂下眼睛。在这里结识女人可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斯焦法大婶自己注意到他，主动向他问这问那，于是他也就跟她结识了。斯焦法大婶不仅是一位母亲，而且还当上了奶奶，她脸上已经带有老太太们那种共同的特征——皱纹和对弱点迁就的微笑，只是说话的声音像男人。他和斯焦法大婶有时会站在楼梯顶上附近的什么地方聊好长时间。别的人从来没像她那样满怀同情地听焦姆卡倾诉，仿佛她自己再没有比他更亲近的人。谈谈自己，甚至谈谈他不愿向任何人透露的关于母亲的事，他会感到轻松些。

    父亲在战争中牺牲时，焦姆卡才两岁。后来有了个继父，虽然对他并不亲热，却是个讲道理的人，跟他完全可以相处，但母亲成了一个婊子（对斯焦法大婶，他没说出这个词来，可是心里早就下了这样的断语）。继父离开了她，他做得对。从那时起，母亲就把男人带到家里来，而她和焦姆卡住的只有一间屋子。带了男人回来，就必然一起喝酒（他们还硬要焦姆卡也喝，可他总是不肯），而男人们在她家留宿的情形也不一样：有的到半夜，有的到早晨。屋子里没有任何隔板，也并不太暗，因为路灯的光亮从街上映照了进来。这简直使焦姆卡厌恶和感到恶心，这种事情他的同龄人想起来就会打冷颤的。

    就这样，他念完了五年级和六年级，上七年级的时候焦姆卡走了，住到学校里看门的老头儿那里。学校每天供他吃两顿饭。母亲也不怎么上劲要他回去——她倒是觉得松了口气，反而高兴。

    焦姆卡谈起母亲来总是恶狠狠的，心情不能平静。斯焦法大婶听着，连连点头，可是得出的结论却很奇怪：

    “大家都在人世间过日子。大家都只有一个人世。”

    从去年开始，焦姆卡搬到工厂区去，那里有夜校，给了他宿舍。焦姆卡起初当学徒，后来成为二级车工。他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是很卖劲，但为了跟母亲的放荡生活对抗，他一点酒也不喝，也不扯着嗓子唱歌，而是拼命学习。他以很好的成绩念完了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前半年。

    他只是偶尔才跟同伴们踢踢足球。就为了这点小小的乐趣，命运惩罚了他：有人脚穿足球鞋在抢球的混乱中并非故意地踢了焦姆卡的小腿，焦姆卡一点也没在意，走路瘸了一阵子，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是秋天的时候，这条腿就愈来愈疼，他又拖了很久，没到医生那儿去看，后来用热敷的办法，结果更糟，于是就逐级转诊，转到了州中心，再后来就到了这里。

    现在，焦姆卡问斯焦法大婶，命运到底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有的人一辈子都是那么一帆风顺，事事如意，而有的人则总是离不开苦难。人们都说事在人为，命运取决于本人。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取决于上帝，”斯焦法大婶对他说。“上帝什么都看得见。必须顺从上帝的旨意，焦姆沙。”

    ‘慨然取决于上帝，既然上帝什么都看得见，那就更对了——为什么所有的苦难都压在一个人身上？总该设法分摊一下才是啊……”

    然而，必须顺从——这是无可争辩的。如果不顺从，又有什么办法呢？

    斯焦法大婶是本地人，她的女儿、儿子和儿媳妇常来看望她，送来吃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斯焦法大婶那里留不多久，她都拿来请周围的女病人和女工友吃，有时也把焦姆卡从病房里叫出来，塞给他一只鸡蛋或一个包子。

    焦姆卡老是不觉得饱，他一辈子也没吃饱过。由于经常抑制吃东西这种念头，结果饥饿的感觉比事实上更甚。但老是吃斯焦法大婶给的东西他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要是他收下了鸡蛋，就不想再留包子。

    “拿去，拿去！”她连连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