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昨天打了一针，他心情一度很好，因为没引起什么不良反应。但是整个夜间和早晨，脖子底下的肿瘤依然妨碍他的脑袋动弹，今天他觉得自己非常不幸，因为肿瘤一点儿也没见小。

    诚然，汉加尔特医生来过。她非常详细地问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了解他昨天晚上和夜里以及今天都有什么感觉，了解他感觉虚弱的程度，并向他解释，不一定第一针就能把肿瘤打退，一时打不退也是完全正常的。这使他稍稍安下了心。鲁萨诺夫仔细打量了一下汉加尔特——她的脸长得不合。归根到底，这所医院里的医生还不是最次的，他们有经验，只是得善于向他们提出要求才行。

    但他安下心来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多久。医生走了，可肿瘤还在颌下耷拉着，压迫着他，病人们则议论纷纷，说那个人一点毛病也没有的脖子却偏要开刀，而鲁萨诺夫的瘤子这么大，反倒不开！而且也不准备开。难道情况真有那么严重？

    前天，刚走进病房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根本不能想像，自己会如此之快地感到同这些人的某种联系。

    要知道，话题是关于脖子。他们三个人都是脖子方面的问题。

    亭里希·雅各博维奇的心绪非常不好。大家给他出的主意，他都听着，无所适从地微笑着。大家都很自信地劝他，告诉他该怎么办，可他自己对自己的事情却看法模糊。（正如他们各自对自己的事情看法模糊一样。）开刀有危险，不开刀也有危险。还是上一次在这所医院里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得不少了，打听得够了，当时用爱克斯光给他照射下唇，就像现在给叶根别尔季耶夫治疗那样。从那时以来，嘴唇上的痴先是膨胀，后来干缩，再后来就脱落了，但他明白为什么要给他切除颈腺：防止癌细胞扩散。

    然而你瞧，给波杜耶夫开过两次刀了，又管什么用呢？……

    要是癌并不打算爬到别处去吧？要是它已经不存在了呢？

    不管怎样，得跟妻子商量一下，尤其是得听听女儿亨里埃塔的意见，她是他们家里最有学问、办事最果断的人。可是他占着这里的床位，医院不可能等候信件往返（况且从火车站到他们草原腹地每周只送两次邮件，这还得道路没问题才行）。出院回家去商量很困难，比医生们和那么轻易就给他出主意的病人们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为此，必须到本市的管理处去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刚刚弄来的外出证明上盖章，注销临时居留登记，然后坐车上路；光穿一件短大衣和矮迹皮鞋坐火车到一个小站，在那里穿上来的时候交给不相识的好心人保管的皮袄和毡靴（因为那边的气候同这里不一样，那边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再坐150千米汽车，颠簸到自己那儿的拖拉机站，路上说不定不是坐在驾驶室里，而是坐在货舱里；一到家里，马上就得给州里的管理处打报告，再次申请外出，等批准就得花上两三个乃至四个星期；州里批下来之后，再向本单位请假，而那时候正好开始化雪，道路泥泞，汽车停驶；这且不说，在那个每昼夜只有两班火车、每次只停靠一分钟的小站上，还得向一个又一个列车员烧香磕头才上得了车；来到这里，又得去本市管理处办临时居留登记，然后还得在医院里待上那么几天等候床位。

    与此同时，大家又在讨论普罗什卡的事儿。瞧，怎能相信什么不祥之兆！他岂不刚刚换到这张不吉利的床上！大家都向他祝贺，劝他接受临时发给的残疾证明书。“他们给——你就拿！既然给，那就是说应该给。现在他们给，以后你就甭想要。”但普罗什卡还是说，他要干活。大伙劝他：你这傻瓜，日子长着呢，活儿够你干的！

    普罗什卡去办出院手续了。病房里静了下来。

    叶夫列姆又把那本书打开了，但他一行行地看下去，却不明白写的是什么，这他很快就意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