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过程就会缓慢下来，所以，趁我还有自己的一点血液，还是请你们放我走吧。”

    “真有意思，这些知识您是从哪儿得来的？’冻佐娃眯缝起眼睛。

    “您也许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读医学方面的书籍。”

    “但是我们的治疗究竟有什么使您担心的？”

    “有什么使我担心的——我不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不是医生。这也许您知道，只是不想跟我说罢了。就举这个例子吧：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要给我注射葡萄糖……”

    “这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我不要。”

    “为什么呢？”

    “首先，这是不自然的。如果我非常需要葡萄糖，那就让我口服好了！20世纪人们可真独出心裁：每一种药何必都打针呢？自然界能见到这种现象吗？动物是这样的吗？再过100年，后人将把我们当作野蛮人嘲笑。再说，针又是怎么打的？有的护士一下子就能扎准，可有的护士简直会把整个……肘弯儿都给戳遍。我不愿意！另外，我已经观察到了，你们正在设法给我输血……”

    “您应该高兴才是！有人把自己的血献给您！这是恢复健康的保证，这是生命啊！”

    “可是我不要！我曾亲眼看到过给一个车臣人输血，后来他在床上折腾了3个小时，据说跟他的血“不完全相容”。而有的人输血没输进静脉里，结果胳膊上凸起了肿包。现在还在热敷，整整有一个月。我可不愿意。”

    “可是不输血就不能较多地进行放射治疗。”

    “那就别进行了！！为什么你们总是认为自己有权利代替别人做出决定？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可怕的权利啊，很少导致好的结果。你们真的要当心！即使是医生也没有这个权利。”

    “正是医生有这个权利！首先是医生有！”东佐娃深信不疑地大声说道，她很生气。“要是没有这个权利，那就没有任何医学可言！”

    “可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瞧，不久您就会写出一篇关于射线病的报告来，是这样吧？”

    “您怎么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十分惊讶。

    “这是不难设想的……”

    （桌子上随便放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边尽是打字稿。从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方向看去，文件夹上的题目是倒着写的，但在谈话过程中他已经看明白了，并且仔细想过了。）

    “……这是很容易猜到的。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儿，那就是说，得写出研究报告来。其实，您20年前就给某个这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过，那人曾竭力拒绝，害怕这种治疗，而您一再让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为当时您还不知道有射线病。我现在也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我该怕什么，不过，您还是放我走吧！我想凭自己的体力恢复健康。说不定那会对我更好些，您说呢？”

    医生有一条常识：对病人不应当吓唬，而应当鼓励。但是，遇到像科斯托格洛托夫这样纠缠不休的病人，则恰恰相反，应当让他大吃一惊。

    “更好些？决不可能！我敢肯定地这样对您说，”她用四个指头往桌子上一拍，像用蝇拍拍苍蝇似的，“决不可能！您，”她又斟酌了一下打击的份量．“必死无疑！”

    她望着他，准备看他怎样发抖。但他只是缄默不语。

    “您的命运将跟阿佐夫金一样。您看到过是怎么样吧？要知道，您跟他得的是同一种病，耽误的程度也几乎一样。艾哈迈占能被我们救过来，因为他手术之后马上就接受了照射治疗。而您失去了两年时间，这一点您要考虑！本来应当紧接着动第二次手术，切除邻近最容易波及的一个淋巴结，可是没有给您切除，请您注意。于是就发生了转移！您的肿瘤是癌症中最危险的一种！它之所以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