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每个星期来一次，探视斜对面那个房子。燕妮身穿黑色丧服接待她。开始时，听说燕妮到了一家福利救济院；参议教师的住所要腾出来。可是身穿黑色丧服的燕妮找到了说情的人。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写了好多信；古德龙学校的女校长写了一道呈文；市立剧院的经理拜访了纳粹省党部负责人；拉娜·博克一费多洛娃夫人有关系。因此便出现了这种情况：燕妮继续上学，继续参加芭蕾舞训练，继续参加排练，不过总是穿着黑色丧服。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她头上戴着黑色软帽，身上穿着肥大的黑色大衣，脚上穿着黑色棉袜，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在大街上露出一张哭红的脸。这张脸有点苍白——很可能是由于穿了黑色丧服的缘故——上半身纹丝不动，脚上的鞋按照芭蕾舞动作的要求呈外八字。她背着书包——这个书包为棕色，用人造革制成——去上学。她背着原来是葱绿色、排红色和天蓝色而现在已经染成黑色的练功用品包，去奥利瓦或者剧院。她到得准时，在埃尔森大街上留下的是顺从的而不是倔强的外人字。

    尽管如此，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给燕妮·布鲁尼斯讲，身上每天每日穿着黑色就是不顺从的颜色。在那些年代，只有那些有书面证明并加盖公章的人才允许穿丧服。这些人可以哀悼阵亡的儿子和去世的祖母；可是但泽-诺伊加尔滕警局刑事警察科的简短通知却说：由于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反对国民福利的不光彩行为和罪行，不得不将他监禁起来。这个通知不能视为经济部的文件，因为只有在那里，在服装卡发放处，才有服丧时的丧服配给证。

    “她到底在干什么呀？他还活着啊。可是，人们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这样做对他肯定没有丝毫帮助，而是恰恰相反。要是有人给她讲，这样做其实无济于事，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好啦。”

    邻居们和青少年福利救济会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同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商量。钢琴家想动员燕妮脱下丧服。他说，外表并不重要，只要她心中悼念，就足够了。他感到同样悲痛，因为人们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唯一的朋友。

    可是，燕妮·布鲁尼斯坚持外面穿黑色丧服，继续作为一种控告走遍朗富尔，走过埃尔森大街。有一次在开往奥利瓦的二路车站，我同她打招呼。她当然是满脸通红，在绯红的面颊周围有一圈黑边。倘若我凭着记忆给她画一幅肖像的话，那么，画上的她有一双浅灰色的眼睛，两道投下阴影的睫毛，一头褐色的、从中间分开的头发，头发从额头上顺着两条软弱无力的曲线平整而呆板地贴在面颊和耳朵上，在脑后编成一条挺直的辫子。我会把又长又瘦的面庞画得像象牙一样苍白，因为面红耳赤始终是例外的情况。这是一种适用于悲痛的面貌，是《墓地》一场中的吉赛尔①。她那毫不引人注目的嘴巴只是在有人提出问题时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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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吉赛尔是亚丹（1803～1856）同名歌剧中的女主人公，在婚前死亡的少女。

    我在有轨电车站说：“燕妮，你老穿丧服真的有必要吗？更何况布鲁尼斯爸爸说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会回来。”

    “尽管他们并没有写明他死了，但对于我来说，他已经死了。”

    因为有轨电车还没有来，于是我便寻找一个话题：“那你到底是不是经常独自一人呆在家里呢？”

    “伊姆布斯先生经常来。然后，我们就把那些石块分门别类，写上标签。你知道，他留下了好多材料没有分类。”

    我想走了，可是她那趟电车还没来：“你可能再也不会去看电影了，是不是？”

    “爸爸还活着时，我们有时候在星期天上午去乌法宫。他最爱看科教片。”

    我坚持要看正片：“难道你就不想同我一道去看电影吗？”

    燕妮那趟淡黄色的有轨电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