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廖尔战役快要胜利结束了，从北边进攻的一些先遣团已经在上报说：他们从克拉斯诺戈尔斯高地上看见了一个燃烧着的城市。就在这时候，勃良斯克前线司令部接到一份报告：在该区作战的近卫军歼击机团的飞行员们在最近九天中一共打下了四十七架敌机，而他们自己只损失了五架飞机，牺牲了三个人。因为有两个人从被打中的飞机里用降落伞降落了，然后又步行回到了自己的团里。这种战绩，甚至在红军猛烈进攻的时候，也是极其罕见的。我是乘联络机飞抵这个团的，准备给《真理报》写一篇有关近卫军飞行员战斗功勋的文章。

    这个团的机场，实际上坐落在一个普通农家的牧场上，那上面原有的土墩和田鼠扒出来的土堆被凑合地平整了一下。飞机就像一群山鸡似的，隐蔽在一片小白桦树林的边缘上。总之，这是暴风雨般的战斗日子里最普通的一个野战机场。

    这一天，该团过得极其吃力。傍晚时分，他们正准备收场。这时，我们就在这个机场上降落了。在奥廖尔附近的上空，德国人特别“活跃”。这一天，歼击机完成了七次战斗飞行。在太阳正落山的时候，最后的一批机组已经作了第八次飞行返回来了。团长是一个瘦小、晒得黑乎乎的、行动敏捷的人，皮带束得紧紧的，穿着崭新的蓝色飞行制服，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他心悦诚服地说，今天这个状态他讲不出一点有条理的东西来。因为从早晨六点他就来到了机场，曾三次亲自飞入空中，所以眼下累得要趴下了。在这一天，其他的指挥员也无心顾及到新闻采访。我明白了，采访只得拖到明天，况且要回去的话无论如何已经太晚了。太阳照在白桦树树冠上，它的光线像被熔化了的黄金一样撒满在树的上面。

    最后一组飞机降落了。马达还没有关闭，它们就径直向小树林滑行。机械师们手工操作调整了飞机方向。飞机的掩体是马蹄形的，在这掩体上盖有绿草皮。只有当飞机进了这土掩体停下来的时候，飞行员们才慢慢地从机舱里钻出来。他们脸色苍白，神情疲倦。

    第三航空大队队长的飞机是最后飞回来的。晶莹透亮的机舱盖打开了，从里面先扔出来落在地上的是一根大红木手杖。它包着镀金的花字图案。接着出现了一个宽脸黑发的人，皮肤晒得黑黑的。他用结实有力的手撑着，迅速地站了起来，灵活地将身子翻过舱舷，下到机翼上，然后不很方便地走了下来。有人告诉我，这人是团里最出色的飞行员。为了不白白地损耗掉一个晚上，我决意现在跟他谈谈。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黑眼睛像茨冈人似的，里面还存有儿童的热情。这热情与饱经风霜、阅历丰富又疲惫不堪者的智慧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他微笑着，高兴地看着我，说道：

    “你饶了我吧！说实话，我真要倒下来了，耳朵里轰鸣着。您吃饭了吗？没有？那太好了！我们一起去食堂吃晚饭吧。我们这里规定，每打下一架飞机，晚餐就发给二百克伏特加，今天应该给我四百克，正好够咱俩喝的。怎么样，走吧？如果您等不及，我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聊。”

    我答应了，我很喜欢这个坦诚开朗的人。我们沿着小路一直穿过森林往前走。这条小路是飞行员们踏出来的。我的这个新朋友快速走着，时常低下身子，一边走，一边摘些黑草莓或采一大串浅玫瑰色越橘，再把这些东西往嘴里塞。今天他可能很累了，走起路来步伐沉重，但他并没有拄他那奇特的手杖。手杖吊在他的一只胳膊肘上，只是偶尔才把它拿在手里，去打落有毒的植物或敲击绯红色的柳兰树。我们走过峡谷，向陡峭滑溜的烂泥斜坡攀登。这时，飞行员用手紧紧抓住灌木丛，慢慢地爬行着，即使这样他也没有使用手杖。

    但是，一到食堂他的疲倦困乏好像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他坐在窗户边，从这儿可以看见寒光四射的红色的落日。按飞行员的体会，这是明天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