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0年末的战争期间，我曾打算前往英国，并把这个意图通知了格林将军，当时他正在经过费城南下的途中，而华盛顿将军则因相距太远，不能立即取得联系。我强烈地感到，如果我能够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到达英国，并且只要我能在出版一本赋予某甲以权利，而只不过是通过剥夺某乙的权利使某甲有利，结果便成了不公道的手段。

    但是特许状与公司不仅仅涉及选举，另外还有更加范围广泛的恶劣影响。它们是它们所在地争执不休的根源，并且减少了全国社会的公共权利。

    在这些特许状和公司的操纵下，一个英国老百姓不能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人。他不能象法国人在法国和美国人在美国那样在本国自由行动。他的权利只限于他所居住的城镇，在某些情况下只限于他出生的教区；至于所有其他地区，尽管在他本国，对他说来，却不啻是外国。要在这些地方居住，他必须出资取得地方籍，否则就会被禁止迁入或被驱逐出境。保持这种书之前确保人身安全，我就可以打开英国人民的眼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政府是多么疯狂和愚蠢。我看出议会中各个党派已经斗得不可开交，彼此都不能再施加什么新的影响。格林将军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可是后来恰巧发生了阿诺德和安德烈事件，他改变了主意，在极其担心我的安全的心理支配下，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给我写了一封情意恳切的信，劝我放弃这个计划，我也就勉强同意了。此后不久，我陪同劳伦斯先生——他当时被囚禁在伦敦塔中——的公子劳伦斯上校到法国为代表大会办事。我们在洛利昂（法国西海岸一港口，临大西洋——译者

    ）登陆，当我留在该地，他继续赶路时，出了一件事，使我又打算恢复原来的计划。一艘从福尔基斯到纽约的邮船载着政府文件被迫在洛利昂靠岸。把邮船扣起来并不稀奇，但政府文件同邮船一起被扣留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文件总是吊在船舱窗口的一个口袋里，里面装着炮弹，随时准备沉入海底。可是，我所说的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这些文件落到了我手里，我亲眼看了。听说，这批文件是用这样一个计策弄到手的：

    “夫人号”私掠船船长会讲英语，他在赶上邮船后，冒充一艘英国护航舰的舰长，邀请邮船船长上私掠船，目的达到后，他就派遣他手下的几下人返回，把文件弄到手。但是，不管这次缴获的经过情形究竟如何，我所说的政府文件是确实的。这些文件送往巴黎交给了维尔日拿伯爵，当劳伦斯上校和我本人返回美国时，我们把原件交给了代表大会。

    从这些文件，我看透英国内阁的愚蠢的深度，要远远超过没有这些文件，因此我又打算恢复我原先的计划。但是劳伦斯上校不愿独自一人回去，而且除了别的原因外，特别是由于我们负责经管一笔二十多万镑的款子，我只好对他让步，终于放弃了我的计划，但我现在可以肯定，如果我当时能执行这个计划，是不会毫无成就的。——作者

    封建制是为了通过使城镇破产来扩大公司的势力；其恶果是显而易见的。

    大多数公司所在城镇都处于荒凉衰落状态，这些城镇之所以免于进一步没落只是由于它们的某种地理环境，例如有一条可通航的河流，或者有富饶的郊区。由于人口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没有人，土地本身就无价值可言），一切阻碍人口增加的措施必然要降低地产的价值；由于公司不但有这种倾向，而且直接造成这种后果，因此它们只能是有害的。如果要规定什么政策来取代象在法国或美国所实行的给予每个人以选择定居地的普遍自由的政策，那么比较合理的办法就是鼓励新来者入境，而不是通过勒素金钱来阻止他们入境①。

    对废除公司制最感迫切的是那些建立了公司的城镇居民。通过对比，曼彻斯特、怕明翰和谢菲尔德的例子表明了这些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