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把国联的各种程序，明规则潜规则，弄得如数家珍。

    “一·二八”会战时，颜惠庆要求国联制止日本入侵，但有关提案，他没有交给国联理事会表决，而是交给国联大会讨论。

    国联理事会就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国联大会等同于联合国大会，为什么不找“安理会”而找“大会”呢？

    “安理会”的议事原则是需要成员百分之百通过，无论谁在其中投了反对票，决议就得宣布无效。

    偏偏日本自己就是“安理会”成员。

    你要告我的状，我会理你吗？

    正是这条雷死人不偿命的规则，曾经让颜惠庆的前任走进过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和联合国一样，当初的国联也是一个办事效率极其低下且强者独霸的官僚部门，以至于很多弱小国家都处于投诉无门的窘境。

    颜惠庆找到的办法是，避开“安理会”，直接找“大会”。

    按照国联大会的规定，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白川从七丫口登陆后，国联大会即作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入侵上海，这对日本政府内阁造成了很大压力，“淞沪停战协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国联大会决议通过之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

    “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1932年年底，颜惠庆参加了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这是一次外交大战，堪称中日外交家的世纪对决。

    两位外交奇才中的另外一位，颜惠庆的上海老乡顾维钧浮出水面。

    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的大帅哥，时称“貌美善言”，其成名之作为巴黎和会。

    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以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

    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30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尔不群的答辩能力。

    当时日本想代替德国，攫取山东权益，顾维钧说了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诸位代表不是还拎不清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

    想想看吧，有一天，当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那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世界末日，生不如死啊。

    西方人可以不关心孔子和山东，但他们绝不可能不在乎上帝和耶路撒冷。

    什么叫经典，我告诉同志们，这就是。

    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站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由衷的钦佩。

    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世界从此认识了这个来自弱小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兼演说家。

    在国联，顾维钧和颜惠庆的对手，是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

    提起松冈，这人早年的经历还是蛮可怜的，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励志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