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领事自然是没话说了，海军却不一样，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甚至急得差点跳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答应我们的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海军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早已下达，就是要整你。

    偏偏中国政府却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来了个照单全收，等于白忙活了。

    但这时盐泽发现，他可以挑到毛病。

    叫第19路军在“1月27日前”走路，今天已经是“1月28日”了，还有人没走，呵呵，太妙了。

    这时候的盐泽再也不管不顾，连领事也不通知，就马上落笔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要求：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生怕这个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要知道，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11点25分，集合号都吹过了，离规定的通牒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市长和公安局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五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做客。

    在接到闸北前线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好了，不须到东北，亦能抗敌。

    虽然蔡廷锴始终有不顾一切去东北“援马”的愿望，但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预感到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有发起挑衅性进攻的可能。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市区，第二条是上海郊区，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蔡廷锴选的是第一条。

    为什么？

    第19路军有守土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可以扬长避短：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蔡廷锴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100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孙科内阁自个儿都快穷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茬，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蔡廷锴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