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他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嫁祸于人。

    时间本来定在9月28日，因为消息不慎被政府（日本政府）所察觉，只得提前10天，改为9月18日。

    关东军这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那边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

    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单的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53张之多，少说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50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作出任何防范动作。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至于东北军为什么在事变前防备如此松懈（容忍和防备应该是两码事情），真实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问他们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