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Bond）（电影《007》中的男主角）差不多。

    截然不同的耶稣

    我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那天晚上达朗在万隆表演木偶戏的情景，那个漂亮的英语系女生的话也时刻萦绕在我的耳边。

    那个晚上的经历，让我的思想跃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当然我还不至于完全忘掉我们到印度尼西亚所肩负的任务，只不过，此刻我的反应完全被情绪所控制。

    通常我都能够找到很好的理由让自己冷静下来——从历史事件中寻找慰藉，或者是完全依靠个人的自制力控制情绪。

    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人之常情——艾纳、查理、我和其他所有人在做的，都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赚钱养家活口，照顾自己以及亲人。

    与那一班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讨论，逼着我要正视问题的另一方面。

    透过他们的眼睛，我意识到，美国所谓的援助政策对于帮助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的人民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目光短浅的。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要搜集用于经济预测报告的资料，我就必须到雅加达去。

    我把空闲时间都用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将这些写成日记。

    我在雅加达的街道上溜达，不时向街头的乞丐施舍一些零钱，我还尝试着去接近麻风病人、妓女和街童，与他们聊天。

    同时，我开始反思外国援助的本质。

    究竟在帮助不发达国家（LDCs）减轻他们的贫穷与困难的过程中，发达国家（DCs，世界银行的术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合理？我还想知道，外国援助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什么时候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与私欲。

    事实上我已经开始怀疑这种援助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如果不是的话，这种状况要怎样才能改变。

    我肯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能力帮助全球受疾病和饥饿困扰的人，可我也同样肯定，我们采取援助政策的目的很少是帮助这些受苦的人——如果美国曾经也有过帮助他们的念头的话。